蔡锷说：“千万别急，我们都有回国报效的一天！走的有走之责任，留下的有留下之责任，我们各尽其责吧，好不好？”
唐继尧专心致志地倾听蔡锷的讲话，蔡锷讲的这个问题，他这些天来一直在思考，但是却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
“继尧。你是云南人。我们选择革命的基地，除了必须远离京都而且兵源充足以外，还必须是沿海地域或是与外国毗邻的省份！什么道理呢？一是由于目前许多立志反清的志士大多已云集海外，要方便他们进出国门；二是由于战事一起，我们所需要的枪炮子弹军需供给，都主要是从国外运进；三是革命军所需资金，大半是要从海外华侨中募集，也必须能够顺利地送进国内。所以，西南地区应该成为我们的重点争取之地！”
蔡锷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
“西南各省，特别是云南和广西，地处边陲，朝廷影响较弱，昆明和南宁都有铁路，直抵越南的河内和海防，革命党人进出国门极为方便，因此，云南是上天留给我们成就反清大业的绝好地盘！一旦我们在西南站稳脚跟，等时机成熟天下有变，革命将士分两路出兵，一路先下广东、进逼湘鄂；一路北取巴蜀、再出秦川，届时中原光复可待，反清复国大业可成！”
蔡锷为他分析得如此透彻，唐继尧忽然有了一种禾苗久旱逢甘霖的感觉。蔡锷低沉的话语，将他引到了一个他从未想到过的视角上来。本来模模糊糊的世界，纷纷纭纭的事件，从这个角度上，忽然都变得无比明晰了。
腥风烈烈，几只海鸥尖厉地叫着。面朝大海，梁启超潸然落泪。他望着东方，声音低缓。
“各位同学，我有几句话要讲。大家在日本这段因缘，到此就要成为终点了，但天华这样给我们画上句号，我真的是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很明显，我们的同学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都在天华蹈海殉国这一点上，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轻风吹过，樱花飘落，不少人流泪了。梁启超振作了一下。
“我们这些留日的学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我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少年中国说》。别人都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我说老大帝国要新生，它是一个新生的少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是中国老朽之冤业；制出将来之少年之中国，则是中国少年之责任。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我梁启超，也要和自己的祖国一道新生，所以从那以后，我便改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了。更何况，松坡，教仁，黄兴，还有很多留日的年轻人，你们都是今日中国极为难得的精英。”
蔡锷也站了起来。
“一个国家政体上的变革，无论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东方式的政治维新，对于整个国家来讲，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往往需要伴随着流血和战乱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从此之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是成是败，虽然不是我们所能决定，但即使是不成功，梁先生和谭先生所期待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
杨度接过话头，他的声音明显要高出许多。
“对！我们要拯救国家、民族，只有尽扫黑暗，彻底打破这个旧世界，才能迎来真正的光明，才能建立普遍的幸福，就如同凤凰从烈火中涅槃，才能重得新生！”
留学生们唱起了杨度作词的那首歌：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沉重的落日余晖，逐次扫过江边的每一个人，黄兴、杨度、梁启超……他们或坐或站，形成了群雕一样的剪影。歌声如巨石投入大海，和着万千天籁，从残阳如血的天际传来，回荡在树梢林间、秋风深处……
梁启超与蔡锷握手而别。
“此次回国，前途莫测。松坡，咱们来日再会了！”
蔡锷点头，转身离去。梁启超又叫住他。
“松坡，你不是不喜欢你的名字吗？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这个名字的确不好，又是八卦又是天干地支的。我给你改个单名，就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高又锋利，将来，定可刺破青天，缚住苍龙！”
海天寥廓。梁启超和杨度将蔡锷送到船上，临别依依，最后还是慷慨作别。远处的夕阳渐渐没入海中，燃得西方海面，就是一片血红的颜色跳动。
3
十万军中挂帅来
这一群当时中国最精英的青年，他们在异国学习与漫游时代结束了。低沉的钟声、人们告别的挽留声和抽泣声，以及鸣响的汽笛声汇成了一道奇异的交响，在这令人心碎的交响中，一段光辉岁月结束了。与此同时，中国陷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危机，而他们也开始努力地重新认识、并艰难重塑自己的国家。
此时，正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积极筹备起义的时期。黄兴到了长沙后，便全副心思投入到组建这个团体的活动中。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各方面就绪了。这个团体取名华兴会，对外叫华兴公司，以办矿业为公司业务，在长沙城南门外挂牌营业。大家约好把入会者叫做入股，发给股票，股票即会员证。联络的暗号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话听起来像是生意场中的行话，取的就是“扑灭清朝”之意。
黄兴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明德学堂的体育教习。明德学堂的监督胡元倓也曾是留日生，明知黄兴在从事革命活动，也只是劝他多注意保护自己，从来未有过干涉的举动。
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亲赴湘潭茶园铺煤矿，与马福益会晤，共谋起事。宋教仁等也分赴常德、桃源、新化等地，发动民众，联络会党，开展活动。
1904年9月，黄兴出任同仇会会长，授马福益为少将，刘揆一为中将，黄自任大将，筹备起义诸事项。正当黄兴等人为起义的钱款发愁的时候，杨度从东京汇来了两万银元。真好比雪中送炭，华兴会的同志们莫不为杨度的慷慨支持大为感动。
不幸的是，华兴会员、湖南武备学堂学生朱立，因言语不慎，误将起义之事泄露于人，被奸细告发。湖南巡抚陆元鼎下令逮捕黄兴、刘揆一、马福益、宋教仁等人。不久马福益在江西萍乡车站被清兵捕获，押往长沙，经湖南新巡抚端方批示，被戮于长沙浏阳门外。黄兴在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协助下，化装逃出长沙，乘日本轮船“沅江丸”经武汉去上海。
蔡锷此时已回国，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忧心不已，也更加坚定了他革命不能依靠会党，必须重视政党和军队，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念。
10月28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军警搜捕湖北秘密革命组织武昌科学补习所据点，没过几天，蔡锷就赶到上海，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余庆里，与黄兴、杨笃生、宋教仁、章士钊、刘揆一等人相会，研究对策。
11月20日，黄兴友人万福华，在上海四马路餐馆谋刺已离职寓居沪上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遂被捕。黄兴也被牵连入狱。这时，蔡锷的朋友、长沙人龙璋正任泰兴县知县，极为两江总督刘坤一所赏识。蔡锷便星夜兼程，奔赴泰兴，请龙璋设法营救黄兴，龙璋出资千金，重宝厚赂，黄兴始得获释出狱，逃往日本。
昔年的留日同学，像一捧被礁石撞碎的水珠，散在了天南地北。平常联系极少，相逢更难。有一些，则是长久失去了消息。此次当蔡锷自狱中接出黄兴，授以轮船票，并亲自护送黄兴往轮船码头，相拥握别时，两人都泪洒当场。
黄兴紧握蔡锷双手。
“松坡，这一次真难为你了，这次长沙起义，虽又失败，但革命组织未散，基础犹存，还是大有希望的。现在你又学成归来，立身行伍，中国革命有了像你这样的优秀将才，也就更有希望了。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让我们并肩战斗，共济时难。”
蔡锷望着这个老友，百感交集。他想说，从今之后，我们的一生里，可能总免不了命运坎坷；可能总会有灭身之祸、可能有牢狱之灾总在追随着我们，被追捕、被通缉、流亡海外，可能都会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不辜负我们远渡扶桑、寻求救国真理的这一段因缘……
然而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他在黄兴的肩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便催促黄兴上船去了。国事如麻，局势险恶，好友话别，千言难语，此时此际也真是无声胜有声了。
蔡锷站在岸上，遥望着渐渐远去的海轮，遥望着渐渐模糊隐去的黄兴的身影，想着当前的国事，眼前的遭际，心头也禁不住升起了一股淡淡的惆怅。他心里很清楚，这个时代马上要天翻地覆了，自己必须要早做准备，未雨绸缪！
1905年夏天，蔡锷到达广西，出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及测绘学堂堂长等职。
7月，秋瑾又一次离开上海东渡，这一次她是应黄兴之邀代表光复会前去日本共商革命大计的。7月19日，孙中山乘船抵达横滨。不久，孙中山、黄兴、秋瑾以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革命同志会等革命团体的代表75人在东京赤坂区召开会议，筹备成立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会议一致同意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中山当即指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并规定在总理缺席时由黄兴全权主持会务。
同盟会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正式纲领。同盟会成立后，黄兴留在东京主持日常工作，具体指导国内的革命斗争；孙中山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在日本行动也很不方便，因此仍然返回檀香山；秋瑾则乘船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许多同盟会员特别是湘桂两省的同盟会员，如石陶钧、曾广轼、雷飚、谭人凤、李燮和等，都纷纷来到广西，在蔡锷的掩护与领导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此时杨度继续活动在东京中国留学生各派势力之间，蔡锷走后，他与梁启超、黄兴等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孙中山莅日期间，由他引荐，黄兴主动拜谒了孙中山，两个人进行了通宵长谈。除此以外，他还通过驻日公使蔡钧，加紧了与袁世凯的联络。
此时的袁宫保，正值气雄万夫的好时候。1905年以及1906年，清廷分别调动数万新军，先后在直隶河间、河南彰德地区进行了两次军事演习。河间会操总兵力达四万五千多人，彰德会操总兵力为三万四千多人。如此规模的演习，在清王朝的历史上空前绝后。
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会办大臣的名义主持这次会操。会操期间，袁世凯和阅兵处的官员观操于高坡之上，跃马于两军之中，指点得失，评判优劣，出尽了风头。这两次军事演习，也使袁世凯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几年来，袁世凯可谓如鱼得水，正在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除督练新军外，在警政、实业、教育、官制、宪政五个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无论是从动作上还是效果上，显然都已超过了当年的李鸿章。他创办了天津银元局，为北洋集团开辟了雄厚的财源。他还顶着极大的压力，自己作主向国外贷款，修建自己的铁路。1905年5月，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4年后，詹天佑不负众望，按期出色地完成了工程。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中国的警察制度。这也是袁世凯全面引进西方军事思想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世凯也因此成为中国警察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