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说：“目前在上海、两湖、四川、福建，我们都有成员在发展组织了，你们回去的目的，是和当地的同志一道，建立各地的支部，积极进入各地新军，宣传革命，待时而动。还要补充一点，回国以后，你们要在暗中活动，不要公开地与清朝政府作对。建立我们自己的强大革命军，需要时间，不能心急……”

没过多久，黄兴、刘揆一等人欲回国发动反清革命，蔡锷到黄兴的住处去给他们送行。

黄兴和刘揆一认为，不能仿效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的办法，因为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中国只宜采取猝然发难，占据一省，然后以一省带动数省，从而以星火燎原之势，取得全国革命成功的办法。以湖南为例，便具备非常典型的首义条件，一则是湖南学界士绅界思想开化通达；二是湖南市民基于时局倾向革命；三是湖南眼下荒情严重，民心正怨。此外，湖南还具备一个较外省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便是湖南会党众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哥老会。

湖南哥老会各派系纷纷占山结会，开堂放票。他们之间互通声息，而且还和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哥老会往来密切。湖南各种山堂会党的徒众约有12万人，若把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各省的人加起来，总数更达到数十万。这些会党的头目从前几代人就开始，已和清廷结下了血海深仇，自然愿意加入排满的行列。会党中人身手强悍矫健，能开枪放炮，敢于铤而走险，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不就是一支现成的反清劲旅吗？

黄兴向大家介绍说，现今长江流域各省的哥老会，有一个众头领所共同钦服的首领，此人名叫马福益。

黄兴此次回去，就是想同马福益和他所领导的哥老会建立联系，共谋起义。只要起义能获成功，占领了长沙省城，他们就可以宣布湖南独立，实行自治，进而伸民权，行宪政，以此带动全国的排满浪潮。

蔡锷不太赞成。

“克强兄，你的热情是好的，只是会党流品太杂，又是乌合之众，多数成员思想行帮意识甚浓，门派森严，好勇斗狠，有的更与黑社会势力没有区别。依靠这样的力量进行革命，其后果不堪设想。”

刘揆一不高兴了：“那你说说看，目前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好办法？我们自己来筹建军队，基本上就是空谈；缺少资金、人力和地盘，粮饷俱无，更不容易。但革命又不能等待。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源始于明末清初，本来都有反清复明种族革命意识，团结性强，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可以进行严格的组织引导，晓以大义，事在人为，最终也有可能成为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啊。”

黄兴也说：“没错，事情要分开来看。会党人物是鱼龙混杂，但最不乏那些天不怕地不怕、讲义气懂感恩能吃苦的好汉子，离开了他们，我们又到哪里去寻那么多肯在逆境中发难的人去？何况我们要去做的事业，本就是要去努力推翻这个人人卑躬屈膝的万马齐喑的黑暗世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得不同立场、平等自由的新世界，不管他是哪条道上的人，只要他立身正直，敢于奋发，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引为同道。”

这话说得入情入理，大家也不再争辩了。杨度也受到了感染。他站了起来。

“克强，君子和而不同。我们认识这么久，说实话，我还是很佩服你的。我虽然主张立宪救国，让能力出众的人组织内阁，实行政治改良，但也不完全反对你的革命。革命如果能警醒朝廷早点改革，也是我中华之幸。”

黄兴的脸上难得地绽出点笑颜。“那我们就说定了，各人按自己的想法，走自己救国的路，以后，不管谁成功了，对方即来投奔相助，这样好不好？”

大家轰然叫好。蔡锷微笑着说，“二位仁兄，你们的共和与立宪之争，到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了，而且大有君子之风，可喜可贺……”

黄兴兴致很高。“诸位，那我们就把这个君子协议扩大一下。我们兄弟几个，今后不论做什么事，从政也好，练军也好，治学也好，都要为了救国救民这个大目标。只要是为了救国，不论谁有事，我们其他人都要尽力帮助。”

等到几人从屋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从东方投射过来的第一缕阳光正好映在他们身上。说了大半夜，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倦意，但内心里很觉得快慰。

1904年2月15日，黄兴及宋教仁、周震鳞等在长沙正式发起成立华兴会，华兴会成立后与湘南的会党势力建立了联系，作了一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年11月，黄兴又返回了日本，在留日进步学生中，又组建了一个革命同志会。

在民族大义的激励下，马福益同意与黄兴见面。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马福益与黄兴在湘潭茶园铺的废煤洞里见了面。马福益慷慨从命，义无反顾地与黄、刘歃血盟誓，共图大业。

鉴于马福益的哥老会内部复杂，良莠不齐，黄兴没有让马部集体加入华兴会，而是在华兴会外建立一个名叫同仇会的外围组织，任命刘揆一为同仇会中将、马福益为少将，自任大将，并定于慈禧太后寿辰日——十月十日夜里在省城长沙起义。

黎明的霞光中，一匹战马不时地越过湖边的一道道深沟、河口，像一颗弹丸穿越而过。蔡锷的骑术显然非常精湛，他的身势、动作和马的奔驰速度、跳跃节奏配合得非常默契，人和马的倾斜、俯仰、跳跃都能够同步，显得轻松自如。

久不出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的高材生蔡锷心里郁结的闷气一吐为快，顿时消化在这山光水色之中，春风过耳，心儿便如鼓满了风的船帆，涨得胸口隐隐发疼。四面空阔寂寥，偌大一个世界，一时间仿佛只剩下他一个人，一种浑不知前路如何的感慨混合着豪气在胸中生起，不由得仰天一声清啸，声震四野……

自打黄兴离开东京回国以后，蔡锷就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家乡湖南的动静，期待着黄兴等人起义成功的消息。转眼到了1904年10月，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完成学业，顺利地通过考试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考试共分军事、射击、兵法、骑术、操练、测绘以及地理、物理、算术、日语等十门课程。在一百七十多名毕业生中，中国留学生蒋方震、蔡锷、张孝准分别获得总分第一、第二和第五的好成绩；这一结果令所有日本学生对支那国刮目相看，他们三人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为了庆祝蔡锷等人毕业，杨度以留日学生会干事的身份，组织大家一起出游了一次。

东京芦野公园的湖水，是那样的清澈湛蓝。阳光照耀下无边无际的樱花之海，泛出一片浅红色和银白色光晕，湖光山色都被它照亮和染红了。行人脸上荡漾着温和的微笑，少女们穿着鲜艳的和服来来去去，赏花者谈笑歌舞，或在花海中席地而坐。

一棵樱花树下，杨度忽然说，“我想起一首诗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你知道是谁写的？”蔡锷说：“当然知道。他是我们留日学生的前辈，也有一半日本血统的诗人苏曼殊。这两年，听说他去了爪哇。这首诗抒发的是一个‘忧’字，苏曼殊一生，都是在这样忧国忧民的忧患中度过的。”

杨度怅然道：“对。他向往国富民强，痛恨洋奴国贼，又苦于找不到一条光明之路，于是就把一腔抑郁愤懑，都付与满地落花。”

正说着，身穿和服、眉宇间有一种飒飒英气的秋瑾也走过来，坐到杨度、蔡锷旁边。

“我前些年就听说，湖南邵阳有个神童蔡松坡，在几千多考生中名列第一，被湖南巡抚陈宝箴亲自录取……”

蔡锷连连摆手。“秋姐，那没什么，了不起的是您，我听说您是卖了首饰，不顾家人反对，自己到日本留学来的，这样的事，就在维新后的日本，也还没有先例！在我们中国，您更要算第一人了吧？”

秋瑾说起话充溢着一股豪气。“中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女子难道就不是中国人，不应该起来奋斗吗？”

蔡锷忽然想起一事。

“秋姐，听说变法那年，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时，您也在湖南，您和谭先生他们认识吗？

秋瑾说：“怎么不认识？我与谭先生的夫人李闰大姐还是结义姐妹呢！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女学会，号召女子不缠足，是经常来往的。”

蔡锷想起谭嗣同，不禁神情有些黯然。他说，“现在想来，谭先生是天底下最务实的人，却在戊戌年间务虚了，以为一死可以尽收全效，以为血的警示从此镌刻在神州大地，岁月的风雨再也无法将它强行擦去……他未免太天真了，太乐观了。”

秋瑾说：“我倒不这样看。他本是七分侠士三分佛子，把生命看得比任何人都重，又比任何人都轻。”

杨度也怅然地说：“我经常怀念他们。我觉得，戊戌政变最可惜的，就是牺牲了谭先生这样难得的英才……”

秋瑾又对杨度说，“杨先生，我听您的大名很久了，今日才有幸见到。访真命天子，用帝王学说，成一世英名，强华夏民族。听起来真是震聋发聩。今日见到，不胜荣幸。”

杨度自谦道：“浪得虚名，没有干过什么实际的事情。”

秋瑾又问：“不过，我听说您并不赞成我们的革命？”杨度说：“中国的事情，就像一个病重的人，各项改革措施，需要逐一付诸实行，慢慢调理，急攻急补，都于事无益。我的那些革命党朋友们，实在是心太急了一点儿……”

秋瑾微笑地看着他。“那依您看，谁才是调理这个病人的最佳人选呢？”

杨度想了想说：“这个世界，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孙文先生能否打开局面，我还是有些悲观。放眼全国，我倒觉得，袁世凯或许是一个最佳人选。”

秋瑾说，“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