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吐出一口闷气，大口吸进带咸味的潮湿海风。海上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转眼间阳光就不见了，天上已经有不少厚厚的云层在移动。这时海风越来越大，海浪也越来越高了，“山东丸”号开始剧烈地震荡起来，船上的物品已经在砰砰作响地摇晃着。蔡锷转过身来，望着面前这两个意气风发的新朋友。

“我在想谭先生和梁先生。任你满腹经纶，任你学富五车，在枪杆子面前，真是什么事也不顶。一腔报国热情，全都要付之东流……两位仁兄，我决定了，这次回日本，我就报考陆军士官学校。要强国，先强兵，要想建功立业，救国救民，就得从投笔从戎开始，练出一支过硬的队伍吧。”

杨度点点头。他说，“我坚信中国的复兴，必将在我们这一辈实现，国家复兴的大任，就寄托在我辈身上。不管走什么样的路，我的愿望就是在这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有所作为……在这么一个阴沉已久的帝国里面，闯出条新路，也许，现在站在甲板上的我们三人，就是火种。”

海水越往远处颜色越浅，从黑变蓝，大片深奥的蓝，整个眼睛都装不下，直到天水尽头处变成一条灰色的线。眼前是最广阔的海和最无遮拦的天。多少年以后，蔡锷还会常常梦见，海面上的惊涛骇浪，波涛上神奇地闪动着一些璀灿的流星。

2

中国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

第三天凌晨，轮船已经进入日本海域，正在经过九州岛的大隅海峡。轮船的右前方，屋久岛的灯塔相继闪过，从轮船的左舷向北方看去，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陆地。蔡锷对他们说，那一片就是日本的九州岛。

斜阳照着九州码头，水面泛着银白的波光，码头四周可以看到一些蒸汽船的烟囱正冒着黑烟，大船上照样都有高高的桅杆，也有小小的民船，一路穿梭叫卖或接驳大船上的货物，有序和忙碌是码头的主题。

蔡锷站在码头上，似在自言自语。

“日本蕞尔小邦，40年来，励精图治，发愤图强，长足进步，已凛然与欧美之列强比肩，为什么？隋唐以降，一千多年，他日本代代臣服于我中华，衣我之衣冠，书我之文字，师我中华而亦步亦趋；而今，却凌我大国之上，肆意而为，视我中华如任其宰割之鱼肉，又是为什么？”

黄兴和杨度都没有说话。日本正在不声不响地与中国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竞争，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近邻，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他们几个年轻人心中一再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五天的早上，轮船绕过伊东半岛，离横滨已然不远。站在甲板上依稀可见山峦树木、田园农舍。这里的景色似乎和中国江南差不多，只是建筑物要规整漂亮，山林树森也更加郁郁葱葱。

驶进码头时已是傍晚时分。在落日霞光中，日暮苍山，倦鸟归林，海面上碎银一样的波光，竟然点缀出几分江南的恬静婉约。

迎接他们的人，穿一袭灰布长衫，有一张典型广东人的清癯面容，眼睛里有一种智慧的神采——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在多年以后，经常回忆起发生在1895年四五月间的“公车上书” ，回忆起那弥漫于古老帝国士林中灵魂的大痛苦与大躁动。来自十八个省的举人们首次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历来的森严禁网，开创了近代史上知识分子以一种崭新方式议政论政并要求变革的先河。他们醒悟到，光绪皇帝是赞成变法自强的，他却没有办法越过慈禧为首的旧党，为一个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做心脏移植手术。他们决意将自己的视线从一片金瓦红墙的紫禁城里移开，在各色翎带如雨的官吏中，也在士大夫和科举生员里，发动起强大的社会力量，以推动维新变法。像那一代很多杰出的人物一样，梁启超不仅身经那个时代的中国种种磨难与挫折，更表现出那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的生命力、智慧与道德勇气。

变法维新是以知识分子富国强民的善良愿望为基础的，结果，却以顽固派复辟、六君子喋血、康梁狼狈远逃告终。“徒将金戈挽落晖”，变法的失败像一声警钟，敲碎了许多士人的迷梦。流亡日本后，他回到了他最擅长的领域——创办报纸、写作、推介新观念。他那常带浓厚感情的笔锋，依旧是那样富有感染力。不能开花的枯树，不能生蛋的公鸡，不能蒸出饭的沙子，梁启超用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旗人政权。不打破它，难以缔造一个强大富足的中国。

年轻、雄心勃勃却脆弱不堪的末世皇帝，想推动变革，却发现既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政治智慧。梁启超认识到，对于失败国家的深刻沮丧、对于入侵者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一小群满族统治者的愤怒。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不久，和他的师友康有为以及同一阵营里的光绪皇帝的蜜月期，仅仅持续了短暂数月，就戛然而止了。

他知道自己的老师康有为永远不会接受暴力革命的主张。但是，他对于中国政治眼前的进程已深感绝望。暴力革命或许会带来残暴，但是目前中国正陷入无意识的破坏，早已不下于革命。他在《新民说》列举说，1892年，仅在这一年，山西的大旱，死者达到上百万；郑州的黄河口决堤，又是十多万人；冬春交替时，北方至少有十万人死于寒冷，而广东死于瘟疫的每年都超过十万人。至于迫于生计，而沦为盗匪，或被盗匪杀害的人，每年都何止十万……

梁启超对绘画、建筑、音乐、文学无不通晓，自然哲学的各个方面，科学、几何、天文也都熟悉，还有他立身处世的核心因素，政治家的素质，这些都使他在1900年前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年轻领袖。那一年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少年中国说》一文，召唤着中国走出古老帝国的阴影，步入现代的光明世界。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

他将年轻人的躁动与承担历史使命的激情合而为一，预言说老朽的中华帝国势必会返老还阳，重造少年之身；他相信任何时代都有着一样的青年，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促成时代的进步。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迎接着像蔡锷这样远渡重洋来投奔自己的青年。

黄兴和杨度在总领事馆报过到之后，随即便进入东京弘文学院，照例先在学院的速成师范科补习日语。经过梁启超的努力奔波，先是说通了驻日公使蔡钧给蔡锷作担保，接着梁又通过国内的各种关系，说服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意占用湖南留学生名额咨送蔡锷。这样，蔡锷到年底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了。

时光如梭，转眼又是大半年过去了。在日本东京，天空经常是晴朗的。大家经常围坐在四席半的榻榻米上，谈天说地。他们认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浙江人周树人经常会造访他们，一边品尝着日本的茶道，一边谈论文学和艺术。还有周树人的那个有点孤傲的弟弟周作人和他那个体态微丰的日本女友——他们正在翻译《域外小说集》，要用文学来唤起民众的精神。

杨度的学习能力令人折服。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惊羡不已。黄兴则在默默地工作，他一方面在留学生中积极联络反清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一方面通过办一些刊物，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转载各派的文章，组织革命阵线。

杨度联合黄兴、蔡锷等人，创办了《游学译丛》，为两湖的留日学生提供了一个发表言论、交流真知的刊物。第一期的《游学译从》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莎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内政，见解之深，立论之新，令人眼前一亮。他的外交才能也在留学生中得到公认，虽然他与梁启超、黄兴、蔡锷等人政见有所不同，但他们之间也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这年的十一月份，大清国留日学生会馆正式成立。经过选举，无党无派的杨度由于出众的社交能力，以及不凡的才学和抱负，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总干事长，黄兴被选为干事，另外梁启超阵营的范源濂、蒋方震，黄兴这边的张孝准、杨笃生等人也被选为干事。

杨度确是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的杰出代表。他有着过人的才气，其代表作《湖南少年歌》，是激励了一代有志青年——尤其是像蔡锷、陈天华这样的潇湘子弟的最强音：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做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

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惟持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