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受西方影响正在发生变化的，只是一些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在中华大地广袤的农村中，教育模式几乎丝毫不变，士子们仍在研读儒家经典；女性仍没机会得到正规教育，她们依旧用长长的棉布极不人道地缠着自己的双足，听从别人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紧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土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至市场出售，换取基本的生活品。在无数中国人眼中，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仍旧是异类，关于他们膝盖不能弯曲的秘密仍在流传……

1898年，贡院大街家家户户又都照旧挂出了过年的灯笼，灯笼们在黑冷的夜幕里大睁着血红的眼睛。时务学堂门前的两只石狮子，背后的对联也照旧还是老式的句子。多年以后，蔡锷用一个思想成熟的成年人的视角，去回顾那段充满激情但又不堪回首的岁月，已无法回避当时的张皇和先天不足的困境。即使在长沙这样维新呼声极高的城市，由于变法诏令过于繁杂，也很多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没多久，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一个浓烈的强国梦，就这样在百日之内迅速地夭折了。

变法失败带给蔡锷这一代人一种独特的宿命，那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乃至于对整个人生的绝望；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之后在他们短暂的一生里，他们虽然还在左冲右突，却一生都难以摆脱看不清前路的绝望。

百日维新后，一夜之间熟悉的生活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时务学堂的总监谭嗣同被杀、恩师梁启超流亡日本，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

蔡锷和十几名同学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院方听说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害怕受牵连，拒绝录取。不得已，蔡锷又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道蔡锷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当时乘坐的，也是这艘“山东丸”号。

他的两个湖南老乡这时走到他的身边。长沙人黄兴在性格上，则属于另一类人——他大大咧咧，豪爽仗义，性情如火如荼。他敢于抨击时政，在学子中威信颇高。他就像一座资源丰富的矿山，宝藏多得别人不来开采就憋得难受。因此他敞开胸怀，经常是一副招兵买马的模样，吆喝着让人们都前来享受。

而湘潭人杨度，则永远是那样稳重斯文。他原是湖南大名士王湘绮的门人，从小就有才子之名。戊戌维新后，清廷开经济特科，他入京应试，又考取了第一等第二名，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昌两湖书院。不久，就以其学识文章、诗词歌赋名播湘鄂。

他二人今年一同考取了湖北省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搭乘上海至横滨的轮船东渡日本留学。

自甲午战败、八国联军乱京之后，国内要求变革之声日高。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吴玉章曾有诗咏道：“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女情。”秋瑾也有诗道此盛景：“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而清廷也采纳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从丁巳年开始，同意由各省选派青年英才出国学习洋务。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大批有志青年，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及教育，或西洋，或东洋，或官费，或自费，直挂云帆，乘风破浪。

留学人员分为自费和官费两种，自费出国，须由所在府、道官员担保，官费生除担保外，还必须由省一级最高军政长官咨送，并且名额很少，每省每年只有一至两名。这次湖北选派两名官费生到日本留学，张之洞强调要公开考试选取。考试结果，就读武昌两湖学院的杨度第一、黄兴第二。

戊戌变法那年，蔡锷也从时务学堂参加投考湖南的官费留学生，在五千多考生中名列第一，被湖南巡抚陈宝箴录取。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根据朝廷旨意，时务学堂被解散，蔡锷的官费留学资格也随之被取缔。

蔡锷是返回日本途经上海时，在湖南会馆认识他们二人的。他们听说蔡锷也乘这班轮船走，三个年轻人就这样相识了。当然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三人的命运，甚至和这个国家的命运一道，将终生绑在一起，无法分开。

黄兴告诉蔡锷说：“时务学堂被查封的时候，我曾经联络在武昌的仁人志士到知府衙门组织抗议活动，不但没起到什么作用，我还被他们扣押了几天。武昌知府梁鼎芬，是我们两湖书院的院长，他本来要将我除名，幸亏湖广总督张之洞过问，我才没被开除……”黄兴黑红色的脸庞上棱角分明，体形高大魁梧、目光深沉、面露刚毅，话音虽然不高，但让人听起来就像轻轻撞击的洪钟一样当当作响。他穿着蓝布长衫，脑后拖着一条又长又粗的辫子。后来他对蔡锷说，他并不激进地剪掉辫子，是为了方便回国革命时隐藏身份。

杨度也开口了，他的声音低沉而悦耳。“可惜，维新变法，竟不容于慈禧太后与一班昏庸大臣，致使功败垂成，让人扼腕叹息！我们这个民族，正因为沉沦的时间太长，所以崛起的道路，才加倍的艰难……”杨度的谈吐，永远都像他的文章那样文采飞扬。他身材适中、面容英俊、风度翩翩，着一身可体的白色西服，一看便是一个富家子弟。前几天在上海时，他还穿一袭月白色长袍，拖着长长的辫子，今天一上船，便立刻摘去假辫子头套，露出齐耳的短发，并且换上了时髦的西装。他告诉蔡锷，这身西装和头发，都是他前几天在上海租界里花钱办妥的。

黄兴的大嗓门尽管已压低，但其回音仍然轰然作响。“梁任公先生我早就认识，康南海我也见过一面，对他们的学识品德，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我对他们的主张并不赞成。前些年，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清朝皇帝身上，希望通过封建皇朝本身的改革，实现国家的振兴，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今之计，唯有唤起民众来一次彻底革命，彻底推翻清朝王朝的统治才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运篇》中的词句，是我们中国人心中自古就有的理想。从我们的祖先开始，就一直向往着一个平等、富足的社会，经过两千多年，我们还是没有达到。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

听着两位朋友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蔡锷却始终默默地坐着，沉闷无语。他的眼睛始终望着苍苍茫茫的大海和海平线上的铅灰色浮云。船行在茫茫大海之上，慢慢地连海上的岛屿都看不到了。除了偶尔可以看到几只绕船飞行的海鸟之外，其余就只有海浪和海风了。

杨度注意到了蔡锷的沉默。“松坡，想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