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振振有词地顶撞：“我活得好好的，干吗要治国平天下去？天下人要都去平天下，闹不好就得乱套了。就说咱父子俩吧，您为的是将来兼济天下；我呢，图的是独善其身，咱们各有各的志向……”

袁世凯叹了口气。他对这个二儿子还是很偏爱的。袁克文自幼聪明伶俐，读书过目不忘，更好诗词歌赋，但对政务军事丝毫不感兴趣，整日里和文人名士骚人墨客来往唱和，袁世凯对此也不反对，心目中常将他兄弟二人比作曹丕和曹子建，心想将来克定可承父业在政界干出点名堂，克文则可扬名文坛，同样能扬名后世，青史留名。

他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你不是认识一帮文人名士吗？找个拍照片的来，给我拍一下钓鱼的样子，难得清闲，留个纪念。”

袁克文提议说：“回头给您在上海《新闻报》上登出来怎么样？”

袁世凯说：“不登出来，还留着自己看啊？这是给朝廷里的那帮皇族大老爷们看的。省得人家对我不放心……你去办吧。”

不同凡响的1911年到了。那时的中国人还不习惯用“公元1911”这样的洋字码计算年月。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料到，宣统皇帝是自秦始皇以来2131年帝制的最后一位皇帝，而宣统三年，是这2131年最后结尾处的一点时间。

袁世凯下野之后，摇摇欲坠的清廷似乎失去了最后一根支柱，再也没有了起死回生的力量。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就发生了广州将军孚琦被刺事件以及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四川，又爆发了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装满了炸药的火药桶；而那些权倾一时的人物，就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惶惶不可终日。革命党人接二连三地发动了起义，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激战一触即发。

蔡锷也在这一年年初离开广西，来到了云南昆明。早在昆明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时候，云贵总督李经义就写信力邀蔡锷去滇，但蔡锷以桂事未了为由婉拒了。此后蔡锷向李经义推荐了不少军事人才，其中就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的毕业生罗佩金、李烈钧、唐继尧等人，这些人到昆明后，都受到了李经义的重用。

这次李经义听说蔡锷要来昆明，便派罗佩金前往桂林迎接蔡锷，并带去不少黄金作为盘缠。蔡锷先将母亲送回湖南，随即和罗佩金一道赶赴昆明。

在昆明，世道同样不太平。捉拿盗匪和革命党人的告示贴得满大街都是。

那些纸片已被风雨摧打得不成模样，有的碎纸片深陷在泥泞里，或是被风远远地卷了开去，一派肃杀景象。

两个警务公所的人员走过来，又在墙上贴了几张新的通缉要犯的公告。

街头有人在演讲，那是一个戴眼镜穿长衫的中年人：“朝廷借洋款修路，叫什么铁路国有？分明是要把国民的权利，出卖给外国洋人，是卖国行径！……”

周围的人越聚越多，中年人越发慷慨激昂。

“用我们自己的钱、用我们自己的劳力、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修筑铁路，有了利润，却要归洋人，归朝廷里的那班王公大臣、宗社新贵，归盛宣怀那样的大官商所有。这不是卖国是什么？我们怎能再忍心让那些洋人、大官们，还有那些暴发户、吸血鬼们，再来吸取我们这些穷苦同胞的血汗！那些脑满肠肥的官商，妄想独占全国铁路的权益，不惜媚外借款，卖国求荣，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他的热情演说，激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回应：“对！不能让盛宣怀再来赚黑心钱！我们应当推选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要求朝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

正在这时，马蹄声由远而近，有一队卫兵骑马来回奔驰。街上的人们不安地低声议论着，交流着各种新闻。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敢情你老兄还不知道啊？湖南保路风潮闹得好凶，有罢市罢课的，有抗粮抗捐的，朝廷也慌了，一时派这个来安抚，一时又派那个带兵来镇压，可热闹喽。”

“湖南啥子哟，听说四川才真叫闹得凶嘛！商民们都到督署衙门去请愿，赵屠夫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了几十个人，如今，整个四川都闹腾起来啦。”

“这么下去，我们云南早晚也得这么热闹……”

“热闹？还不是老百姓遭殃！米谷捐、储备捐、洋油捐、火车捐、食盐加价，如今又要加个啥战争捐喽！朝廷官府和绅士老爷们争权夺利，吃亏的还不是我们老百姓！……”

这一天，蔡锷到达昆明了，李经义在自己的督府里准备设宴款待。此时在总督衙门的内宅里，李经义正对着一份刚刚出版的《大江报》发呆。良久，他叹了口气。

“如今的革命党人，实在是太嚣张了。暗杀、暴动，连北京朝廷出洋的五大臣，都被炸得鬼哭狼嚎，倘若昆明的革命党也跟着闹腾起来……这么下去，可怎么得了？”

旁边的师爷也在唠叨：“现如今朝廷上下，都被乱党闹得手忙脚乱，如果我们先下手为强，把省城革命党消灭在萌芽之中，那岂不是天大的功劳？”

李经义冷冷一笑。乱党分子抓紧在下级士兵中开展活动。他们加入军中秘密组织哥老会，以此为掩护笼络人心，煽风点火，图谋不轨。最近有人向他告发，陆军小学堂总办李烈钧就是同盟会的中坚分子，图谋在云南策动叛乱。眼下，已派他去参观北洋军的秋操，让他永远地离开云南，总算请走了一尊凶神。不过，李根源也未必牢靠……

云南如此，全国都是如此。李经义突然开口了：“你觉着大清这江山真有多稳似的，还真想往上爬？”

师爷一下子被噎住了。

客人到齐，作陪的除了罗佩金以外，还有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十九镇总参议官靳云鹏。众人一坐下，罗佩金就兴奋地说：“诸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松坡兄就是咱们士官生中的精英，出类拔萃，名满东瀛！今后，咱们有幸与松坡兄共事，实乃苍天之赐！”众人皆响应。

酒过三巡，靳云鹏把玩着手中的酒杯，突然向蔡锷发问：“松坡，你对孙文有什么看法？”

蔡锷面容如常。“孙逸仙？噢，在日本的时候，我听过他的一次讲演，气魄很大，理论也很深邃，推翻清朝的决心非常坚决。这两年，他的影响已经从国外转到了国内，大家都把他视为革命领袖。”

靳云鹏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说：“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简称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民族，就是推翻清朝异族的腐朽政府；民权，就是夺取建立人民的政权；民生，就是为老百姓谋取生存之幸福。你觉得如何？”

蔡锷犹豫了一下说：“听上去很好。”

稍停他又说：“不过我观察那些所谓的革命党，他们的主张很不统一，派系也很多，如今这位孙先生的领袖地位，可能更多地表现在思想号召的阶段。”

李经义不由自主地点点头。在他眼中，这个孙文野心勃勃，到处结党拉派，网络信徒。他自幼在美国长大，受的是西方的洋教育，主张照搬美国的方式拯救中国，对此，李经义认为大谬不然。他说：“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东方的文化传统，有孔孟之道儒家学说，有中国人的伦理纲常，只有在这些最基本的道义基础上，才能去谈救国的主张。所以说，我不赞成孙文他们的主张。”

几天后，朝廷用电报颁发了上谕。电报中说，前广西兵备处总办蔡锷着派充陆军第三十七协协领官，原陆军部队第七十四标统带曲同丰派充第三十八协协领官，并均赏给陆军协都统衔。

钟麟同和蔡锷又商量了一下对于中下级军官的调整意见，报请李督批准后立即实行。这样，第十九镇陆军中的大部分军官都作了更换，其中罗佩金、丁锦担任了标统，唐继尧、雷飚、李鸿祥、刘存厚等担任了管带等职，蔡锷在滇军中的实力地位很快就确立下来。

但他很快发现，李经义和钟麟同这一伙北洋派明争暗斗、水火难容，自己在这里绝难置身事外。而李经义按照蔡锷的方略改造滇军，在官兵中的影响和威望与日俱增，这对钟麟同、靳云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二人在暗中加以防范。以后的日子，看来是一步也不能走错……

4

辛亥年的枪声

三月的广州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花城。牡丹、芍药、蔷薇、月季、山茶、迎春花、吊钟花……各种鲜花次第开放，争奇斗艳，然而，在这浓妆素裹的花事背后，却酝酿着一场即将弥漫全城，洒遍牺牲的血雨的风暴。

在由香港开往广州的客轮上，不时地出现一拨送亲的队伍，扛着大红的喜轿，抬着箱笼被褥等陪嫁物品，吹吹打打地上了广州口岸，在热闹喜庆的唢呐声中，抬进了广州城的大街小巷。

送亲队伍进了一处私宅。大门一关上，众人纷纷取出喜轿内的短枪、子弹，而藏在箱笼被褥里长枪炸药也都取出，新娘也迅速扯下装扮，加入到忙碌的人群中。

这是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的前奏部分，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是黄兴和赵声。

就在几个月前，1910年11月，孙中山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陈炯明等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开会，商讨在广州举行起义，先期占领广州，并以此为契机，进入湖南、江西，再挺进南京，随后引军北伐，直捣北京。

在会上，擅长演讲的孙中山率先发言：“诸位同仁，同盟会的荣辱成败，革命大业的成功与否，乃至诸位的生死存亡，皆在此一举。此次起义，我是抱了破釜沉舟、舍身成仁的决心的！尔等亦当义无反顾，虽殒身而不恤。不知各位同意否？”

一阵沉默。孙中山的目光扫过全场，目眦欲裂：“难道我同盟会中再无志士，一个个都被吓破了胆？”

黄兴应声而立。

“不成功，便成仁，黄某此生殊不足惜。黄兴愿追随总理，拼死一搏！”

他的话音带着金属一般的丝丝颤音，在空气中震动。在场的几乎所有人，这个时候有的只是一种神圣的热血沸腾的情绪。

赵声也站了起来，语音铿锵。

“赵声也愿殊死一搏，为国为民，义无反顾！”

见此情形，胡汉民、陈炯明、姚雨平等人也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孙文，参加此次起义。

孙中山问黄兴，“对于这次起义的规划，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黄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一次既然是破釜沉舟，就必须谋划周密，全盘考虑，而不局限于广东一地。广东的会党人物众多，新旧两军中都有同盟会的人，可先在广州举事，并约请湖南的会党首领焦达锋，以及湖北新军的孙武，一旦广州事起，长沙武汉立即响应，攻占广州、长沙、武汉三城之后，光复两湖两广当指日可待。在此形势下出兵北伐，则必有决胜千里之势。”

孙中山点头首肯了这个计划。“三省并举，广州当先，先取南方诸省，清廷必畏首畏尾，我们便可攻其不备，长驱直入。”此次起义，内地同志冲锋在前，孙中山在海外筹措款项，全力保证用度，戮力同心，成败在此一举。

经过表决，由赵声担任起义的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同时兼任统筹部长，实际上承担了起义的全部组织工作。

利用送亲队伍来运送枪械弹药，就是黄兴组织的武装起义的前奏。黄兴把采购起义所需枪支弹药的任务交给了远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由吴负责在日本暗中购买军火，秘密运往香港。黄兴、赵声收货后便指令武器储备课长胡毅生，把军火隐藏在嫁妆中运入广州。

但是，这个办法并不是长久之计，有这么多的香港新娘纷纷嫁往广州，首先引起了香港方面出入境检查站的警觉，当局立即下令加强对新娘陪嫁物品的检查。消息传出以后，黄兴急令停止“嫁人”，另组运枪队，组织渔船将枪械偷运出香港，沿珠江运入广州。

黄兴、赵声将香港的跑马地三十五号确定为起义统筹部所在地。根据黄兴最初的计划，起义仅靠同盟会员必不能成事，必须有新军士兵的参与，方能壮大起义队伍。于是，黄兴派姚雨平负责与新军旧军中的党人进行联络，然而，姚雨平反馈回来的消息却让黄兴等人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