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袁世凯忽然想起一事:“你的那个老朋友黄兴现在意向如何?”
杨度说:“他说袁公如能拥护民主共和,国家可免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共和总统非公莫属。若袁公一意只保清朝,那么便是他的敌人,只好战场上拼死一搏,看鹿死谁手了。”
袁世凯沉吟了一会儿说,“他说话算数?”
杨度肯定地点头。“黄兴是我多年的朋友,他说话向来一言九鼎。”
这次会谈之后,袁世凯一方面调集军队,进攻山西、陕西、安徽等已宣布独立的民军;一方面派密使与南京方面的代表伍廷芳继续接触,并向孙中山转达了一份他亲自起草的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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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逼宫大戏
孙中山在总统府西侧一座平房内办公。他刚刚签署了一道总统府公职人员薪俸条例,规定:总统府从大总统始到门卫、勤务一般职员,除供给食宿外,每人每月一律领取财政部发行的军用券30元。
财政总长陈锦涛悄悄走了进来。财政部想在这条薪俸条例下,另设一项大总统必需的杂务开支,每月不超百元,要请孙先生指示。孙中山断然拒绝。国家大局未定,百废待举,万不可开奢侈挥霍之风。
孙中山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内来回踱步。他现在面临的困境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已看出了一片胜利中所潜伏的隐患。
民国才建立几天,袁世凯就集结重兵,在江北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灭南京的革命火种。孙文与黄兴都感觉燃眉毛之痛,民国新成的喜气被冲掉不少。
十多年来,孙中山南北奔走,流亡海外,为的是推翻清廷,建造共和,现在中华民国既已开国,但清王朝的势力还根深蒂固,未可轻视。北京政府、南京政府与袁世凯的北洋系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北京政府尸居余气,南京政府狂飙独起,但仍以袁世凯军容最盛,坐镇北方,可左右全局。封建专制势力还强大得很。他若倒向清朝,则清朝活,南京危;何况,袁世凯还可能有更坏的作为,那就是取清朝而代之,自为九五之尊,又会改朝换代,帝制仍将死灰复燃。袁在北方的势力叶茂枝繁,以南京临时政府现有的军力一时无力将其扳倒。南北一旦兵戎相见,则天下糜烂,百姓遭殃,整个局面不可收拾。
日、俄、法、德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华民国拒不承认,并私下里放出风来,意谓西方诸国,十分看重袁世凯的能力云云。西方列强对新生民国的态度当然重要,它们的不支持,给民国的前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孙中山也不时能感到袁世凯的阴影是如此巨大,相比之下,清廷的残存,反倒只是阴影中的一角空虚的城堡。
还有,外交和财政成了新兴民国两个最大的难题。很多关注中国政局的国家也对以中国的国情方式实行共和制充满疑虑。纽约有媒体评论说: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后来《纽约时报》也称:中国人最好还是保有帝国,慢慢实行政治改良。
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政治评论称: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革命的最后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这是未来的秘密。一些最了解中国情况的人不能不怀疑,在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国家里,自从最遥远的历史早期以来,皇帝就像神一样统治着他们;在这样的国家里,是否能够突然用一个同东方概念和传统格格不入的共和国政府形式,来代替君主政体?……
但这也许还是比较次要的。更深的忧虑,来自于袁世凯,以及革命党人内部。
同盟会中的一些共生死的战友,与其说是把革命的胜利寄望于孙中山,还不如说寄望于袁世凯。他们内心里也不一定看得起孙中山和黄兴,却普遍地对袁世凯有好感;认为袁世凯是能使中国避免走向大崩溃的唯一力量。而那些支持和同情革命的各界士绅,他们迫于潮流,不得不表示倾向于共和;然而由于他们过去所处的环境和经历,他们内心却又对清廷怀着一种回护之情。
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只有立即挥戈北伐,彻底粉碎北洋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新国家。然而南方民国政府却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主和势力,迫使孙中山放弃北伐,将总统职权让给袁世凯,以换取清廷的逊位。这一点,是孙中山回国时始料不及的。
自己手中没有可供指挥的军队,再看看老战友黄兴,他也缺乏统一指挥的威望。从各地北上的军队中,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有的,但很少。至于各省都督的军队,黄兴压根是指望不上,他和湖北、浙江两省军界的关系很有点紧张,更是无法指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孙中山孤掌难鸣,处处被掣肘,处境之难,可想而知。
武昌起义之后的“革命派”,也是一个复杂纷纭的团体,当中既有激进的革命党人,也有由改良派或者清廷遗老摇身一变的;还鱼龙混杂了诸多泥沙俱下的势力。现在,各省大权基本上都已落进了立宪派官绅大员的手中,如湖北都督黎元洪,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议长张謇等。这些年高望重的名流巨绅,对革命党人中的年轻后辈怀着一种轻慢的心态,表面上赞扬他们推翻专制的功绩,实际上并不买这些黄口小儿的账。孙中山提名要让宋教仁任内务总长,就是因为宋年纪轻、资历浅,遭到他们的反对而被迫取消。
另有不少人在为临时政府的前途担忧。许多省的藩库空空如也,不但军饷,就连军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有些省的代表之所以投孙中山的票,是因为听说他与外国政府关系良好,能获得外国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后来又发现不是这么回事。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不免心生埋怨。因此,孙中山的命令往往出不了南京城。
就在孙中山赴南京的前夕,据宫崎寅藏回忆,有一件值得品味的事。这一天的黄昏,宫崎寅藏走进孙中山的寓所。孙中山部下的人,大都到了南京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的事。夕阳西下,平时闹闹嚷嚷的大院显得冷冷清清,人去楼空。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话刚说完,孙中山不由得深深叹气。这个总统真的是很不好当,他两手空空,到南京就任时,还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给了他区区1000元银元。独立各省各自为政,何况自顾不暇,更不可能向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上交财政收入。此时孙中山又不便从列强手中收回关税。没有钱,日子没法过。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那一天开始,便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所课征的种种苛捐杂税业已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被列强把持,拒绝交付临时政府;各地的国税和其他税收被省军政府截留,不上缴中央政府。军需紧急,而款项没有着落,各处缺乏军饷的电报接踵而至,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由于财政困难,南京附近的民军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当得可谓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
孙中山又开始四处借贷。但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列强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达成共识:在希望加速结束敌对冲突的情况下,任何强国均不得批准其本国国民向双方的任何一方提供贷款。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
民国虽已创立,而革命远未成功。
这一天,孙中山下榻哈同花园,与黄兴相对而坐。
黄兴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疲惫之色。他说:“他们的圈套已经做好了。张謇、程德全、汤寿潜,都拥护袁世凯,浙江总司令朱瑞是段祺瑞保定军校的学生,也倾向袁世凯,奇怪的是党内的汪精卫这些人,也为袁世凯鼓吹。江浙要人都是这个趋向。看来,大局已定,袁世凯的大总统是已经当定了?”
孙中山感慨地望着这个自己最可靠的战友。他也深知,一个政权是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如果过于激怒他们,必定会遭到垂死的抵抗,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是有相当实力的。而袁世凯不论个人品格如何,如今他手握重兵,仍然占据着大半个中国,如果与民军较量起来,势必使战火蔓延,百姓生灵涂炭;如果此人能够反戈一击,迫使清廷退位,革命可以早一天成功,革命同志可以少流鲜血,人民大众可以少一点痛苦,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理想也可以早一点实现。
但是推翻清廷,为何一定要袁世凯不可?今天南边这个局面得来大不易,失之很容易,拱手交给袁世凯则是前功尽弃。17省军民同仇敌忾,一鼓而荡平封建帝制,正当其时!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换一个朝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三民主义、满脑子封建陈腐的人去建立吗?
但黄兴显然有不同的意见。只要袁世凯能让清廷退位,拥护共和,建立民国——这就算是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让他做总统也可。袁世凯是个识时务的人,从他一贯主张变法维新、训练新军、力办新政可以看出,他思想决不陈腐守旧。这次出山前向清廷提出的六条要求,比如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这两条,从施政大计来看,均与革命军的方针无多大区别。袁世凯复出之初,就主张宽容武昌起义诸人,以后又派特使南下议和,他更明白清廷的不能维持。时至今日,他更识时务了,转而有支持民主共和的意愿。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旧官僚,也决不是个一心要与革命军为敌的人。
两个老战友开始话不投机了。孙中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又坐下,他在提醒自己,对待黄兴,不能意气用事。
他尽量心平气和地发问:“克强,你我奔走革命出生入死,所为何来?当然是为了大众!那袁世凯呢?他决不是为大众,而是为他自己,为了北洋群体的利益!既然我们的政治诉求如此大相迥异,怎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付以重望?也许你会说,至少在推翻清廷的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我看,也未必。袁世凯此人如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不会去推翻清廷,而是杀你我,此其一。其二,他今日推翻清廷,焉知明天是否推翻民国?”
黄兴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已许诺在推翻清廷之后,由他出任民国大总统。我既然敦请十六个省的代表选举你为总统,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要你让位给袁世凯。我个人的职责即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其他无争论,不计较,解甲归农,希望有更多休闲岁月。广州之役、武汉之役,我饥肠辘辘,无以为食,两三日不得一饱,如今身患重病,还能有多少年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如果总理决定兴师北伐,我自然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中山长叹一声:“你以为我非要当这个大总统不可吗?南北统一共和建成,自然会有合法的体制,以最充分的民意,最公平的方式来选举大总统,此等关乎国体、国运的大事,你们竟然当个礼物推来送去?”
这个想法不止孙中山,后世不断有人对此做法颇怀异议,认为黄兴有将民国总统一职私相授受之嫌,从而使中华民国的胜果被袁世凯攫夺而去。其实,这些人未能理解黄兴更深层的思谋。
黄兴看着孙中山说:“总理,民选总统顶多连任两届,待袁世凯离职,一切都可以按我们的愿望走上正轨,这总比打一场无把握取胜的内战,致使生灵涂炭要好得多吧。”
孙中山摇了摇头。“你的想法很好,但还是太天真了,袁世凯的手段和招数,我们还没领教够吗?等他一旦攫取总统之位,其他的事,就得依着他的性子办了,你等着瞧好了,凡是对他不利的项目,他都会一一推翻,而我们南方临时政府的致命缺陷,就是笔杆子硬而枪杆子软,到时候就只能一再地迁就于他。”
正说着,徐绍桢和汪精卫也进来了。徐说:“大总统,事已至此,是和是战,请大总统定夺。废弃议和,整军北伐,到目前不论胜算如何,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早在临时政府成立前,江浙联军开会倡议北伐,到会各军将校一百多人公推徐绍桢为北伐总司令。12月底,即有广东省一个混成协和的部队抵上海,其余各省联军也都在开拔或筹措中。
孙中山苦苦地思虑着,良久不发一言。当所有矛盾归根结底聚集在他面前时,他也感到束手无策。
他渴望北伐,真正地光复全中国,结束封建帝制。如果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未被议和所累,不被袁世凯牵着鼻子走,而是统一军令,由孙中山亲自率军北伐,实行17省总动员,会是什么结果?南京的军队素质很差,他从武汉战斗的经验中知道,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然而从民心、士气而言,南方盖过北方,当无争议;袁世凯想操必胜之算,那也是绝不可能的。现在袁世凯在北京备战,出言挑战,难道17省亿万革命军民,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既有黎元洪、黄兴、汪精卫对袁世凯的承诺在先,倘若不顾全到这一点,同盟会势必会分崩离析。这样一来,后果更是错上加错了。
黄兴坦率地望着孙中山的眼睛。“总理”——他还是习惯叫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职务——“既然袁世凯承诺清廷退位,还是议和吧。民军饷银欠缺,财力匮乏,且多是新募之兵,缺少训练,有的纪律松弛,难以调动,而各军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也往往发生分裂和摩擦现象,如不认真整训,是很难有六成胜算的。”
徐绍桢想了想说,“北伐的最好时机已经错失,现在还可一战,近来蓝天蔚已经攻占烟台,直窥京津门户,形势不是很好的么?我们能不能再打一打,挫一挫袁世凯的威风再说?”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孙中山转向汪精卫。“你意下如何?”
汪精卫摇头说,“清兵已攻占娘子关,山西阎锡山已多次来电告急。甘肃河南两路清军夹击陕西,陕西形势也危如累卵。而徐州张勋的军队,也已经再次南下,打进宿州来了。如果再勉强作战,南京犹恐难保。北洋新军大炮比我们多四五倍,枪也比我们多,久经训练,决不是我们可以对付的……我看还是抓住良机,及早议和为好。”
孙中山又侧过脸去看了看徐绍桢。徐绍桢沉稳地说,“目前正是隆冬季节,北方寒冷,冰天雪地,军需一时供应不及;暂时大进还是有困难的。只要再等数月,等到春末夏初,天气较暖之后,由临时政府、大总统亲自动员,力陈利害,商贾富豪解囊相助,各界汇集,上下同心,大举北伐,直捣幽燕,这样一来就算我们还是战败,那就是天意了,我们对历史也算是有了个交待。”
汪精卫听了,又摇摇头。“徐兄,你的计划是很好,但时不待人,再等数月,恐怕就来不及了。袁世凯正在找外国银行借款,准备大举南来。我们连一个汉口都攻不下来,哪里还有力量攻下北京!以和平取胜,改变国体,废专制,立共和,则国家民众都可以免受战争之祸、刀兵之苦了。袁世凯既然能够使清室退位,功不可没。还是把袁世凯争取过来,迫清廷退位,方为上策!”
孙中山良久沉默着,心中充满了悲凉之感。他知道,前段时间,伍廷芳、张謇、汪精卫等都经常在上海南阳路惜阴堂赵凤昌的别墅中密会,有时北方总代表唐绍仪也秘密跑去参加,还有英、日、美、俄、德、法等国的公使,他们早已商量好了,一边迫使隆裕太后和溥仪退位;一边迫使孙中山让出总统的职权,然后把袁世凯捧上总统的宝座。前天,他们公推张謇那个状元公把清帝逊位的诏书都代拟好了,寄到北京去了。
但是他理解黄兴的苦衷。自从来南京后,黄兴为筹组政府,准备北伐,已经耗尽了心力。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省军队之间的明争暗斗需要协调,还要筹办各路军队的供应。他也有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但两手空空,力不从心。
孙中山挥了挥手,“明天再议吧。”大家陆续退出。
孙中山回过头来,看着总统府窗外的景色。
这个曾经的两江总督衙门、天王府,经历过很多往事,都曾轰轰烈烈,但最后也都付于苍烟落照。他不能不感叹,一个人面对着如此繁杂重大的国事时,才智精力实在有限,因而便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者,却不知为什么却总是拧不成一根绳。民国建立以来两个多月的情况,却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尝到了失望的痛苦。革命阵营中原本存在的山头派性,将会随着暂时的胜利而愈加明朗对立,这个新生的中央政府,恐怕以后也会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
身后有响动。孙中山回头一看,汪精卫并没有走,反而坐在了孙中山的斜对面。
汪精卫是这次南北议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的第一参赞。他是老同盟会员,同时又是主张把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的最卖力的一员。这一年,他虽然年不满三十,但因他去年曾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被捕入狱,坐了几个月的牢,因而骤然获得了很大的名声,现在已经是名扬四海的青年革命家了。
他是在袁世凯回到北京后才被释放出狱的。袁世凯看中了这个革命党人中的后起之秀,给了他很多优待,并且让自己的长子袁克定,同他结拜成异姓兄弟。自从孙中山回国后,汪精卫便做了孙的私人秘书。此时的汪在孙心目中地位甚高,每逢大事,都跟汪商量,由汪草拟的文件,孙中山基本上不加修改便签发。
孙中山回头说,“夜深了,为什么还不回去休息?”
汪精卫脸上蒙着一层伤感的神色。
“我在想那天我们一起去江北检阅北伐军,已是隆冬天气了,士兵们仍然单衣赤足,外面只罩个空心的‘一口钟’,连军大衣都没有。这样的情形,怎能到风雪严寒的北国去出征?民国新立,百废待兴,经费奇缺,军饷无着,好不容易筹到了一点军饷发下去,却又到不了士兵们的身上……”
孙中山疲惫地摆摆手。“你也不要思虑太多了。一个新诞生的共和国的起步就是这样举步维艰。”
汪精卫仍是不走。“先生,袁世凯给唐绍仪拍来了一封密电。袁世凯说,只要孙中山肯将大总统职位让给他,同意优待清廷,他便可以尽快促使清廷逊位,南北统一,共建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