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处理此案,”我谨慎地答道,“我是说,我们事务所在处理此案。但现在无事可做。”
“除非拉尔夫·马埃斯特罗被逮捕。”他说道。
“他们干吗要逮捕拉尔夫·马埃斯特罗?”我问道。我的语调略微冷淡了一些,因为我本打算就我们销魂的一夜情同他进行私密的交谈,而不是讨论马埃斯特罗一案。
“有消息说他们心里想不出别人,”马里奥说道,“你该看一看博客,全是这方面的消息。”
“简直太荒谬了!”我立即站在我的当事人一边,惊叫道。
“是吗?”马里奥说道,过了好半天才又问,“你肯定?”
“我得走了。”我突然希望马上结束通话。
“你什么时候回来?”
“也许今天晚些时候,也许明天。”
“短暂的旅行。”
“是的。”
“那么……丹佛,”他的声音变得很性感,很诱人,“你一回来就一起吃晚饭,好吗?”
我喜欢听他喊我的名字。我故作漫不经心地说了声,“当然。”就迅速挂断了手机。
马里奥·里维埃拉会成为我的一份苦恼。我才与他共度一夜良宵,可我却已经无法摆脱对他的思念了。
* * *
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可怕堵车和拼了命的疯狂驾驶以后,我的出租车司机终于把我拉到了一栋SoHo楼外面。
我看了一眼表,差不多是纽约时间凌晨4点30分,刺骨的寒冷。我把我那不够暖和的夹克裹紧一些,然后开始查看楼门口那一排按钮,找到了“A·马埃斯特罗”。按了蜂鸣器后,我等啊……等啊……等啊……
无人应答。
我确信,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安娜贝尔已经乘机前往洛杉矶。
该死的马埃斯特罗和他愚蠢的指示!这个时候我本该是在我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而不是站在一栋紧闭的SoHo楼前冻得要死。
正当我思忖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从楼里走了出来,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身上穿着长长的黄褐色军大衣,脖子上围着带条纹的围巾,头上戴着一顶杰克·吉伦希尔在照相时总戴的那种毛线编织帽。
我是那么冷,真想一把从他头上扯过那顶帽子。没有人告诉我纽约的冬天很冷,要做好防寒准备,而我穿的衣服一点也不合时宜。
“劳驾,”我单刀直入,“您认识一个叫安娜贝尔·马埃斯特罗的人吗?”
“谁?”他停住了脚步,问道。
“安娜贝尔·马埃斯特罗,”我用手指着那排门铃按钮,说道,“她住在这儿。”
“噢,”他皱了皱眉头,说道,“你说的一定是住在顶楼的那个红发女孩吧。去年倒是见过她几次。她不常回来。”
“我还以为她住在这呢。”
“没有。我听说她有个男友住在住宅区,我想她和他住在一起吧。”
“那您知道具体位置吗?”我问道。我两手相搓,希望能够产生点儿急需的热量。
“对不起,帮不了你。”他说完,迈着阔步精神勃勃地沿街而去。
在楼门关闭之前,我侧身闪了进去。至少在门廊里要暖和些,而且我可以琢磨一下下一步该干什么。
我站在一排信箱旁,快速地查看着“A·马埃斯特罗”的信箱里都有什么。穿军大衣的那个人说得对,安娜贝尔显然在这住的时候不多,因为她的信箱满得都溢出来了。既然信箱没锁,我便粗略地翻看着里面的内容,看看是否能找到写有她男友名字的信件。
除了宣传品、账单和Vogue、InStyle、Harpers等几本订阅的杂志以外,没什么我要的东西。没错儿,这肯定是安娜贝尔的信箱。可再往下看,就在这一堆邮件的最底下,我猛然发现了一本Rolling Stone杂志,写的是安娜贝尔的地址,收件人是弗兰基·罗马诺。太好了!这人一定是她男友。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决定给拉尔夫·马埃斯特罗——那位“友善”先生——打个电话。
很自然,一位言语傲慢的助手告诉我说马埃斯特罗先生此时不接电话。于是我向这位女助手保证事情非常重要,事关他的女儿,她刻薄地回了一句——“无一例外”,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真够“友善”的。
接下来我给菲利克斯打了电话,跟他讲了我了解到的情况。
“就在附近等着!”菲利克斯说道,“我来查明她的下落,再给你打过去。”
哈!在附近等着!他显然没想到,纽约的天气在零度以下。
我不情愿地离开了这栋楼房,吃力地沿着街区走了一会儿,发现前面有一个低档的小咖啡店。我说它低档,意思是说它不那么干净,不像星巴克或咖啡豆那样装饰着耀眼的灯光。这个地方很有特色,里面的一张桌子旁坐着那位穿着军大衣的男子,他正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笔记本上打着字。
“嗨。”我打了声招呼,向前台走去。
他几乎没有抬头看我。
我的吸引力也不过如此啊。唉,我不整洁的头发向后一梳扎成凌乱的马尾辫,两眼因为缺少睡眠而布满血丝,再加上红红的鼻子。我想,我的形象肯定不是处于最佳状态。
我几乎是从马里奥的床上直接前往机场的。在飞机上睡觉也不是我喜欢的事。我宁愿时刻保持清醒,万一呢。
我走近前台,向店主要了杯卡布奇诺和一块儿美味苹果派。店主是一位身材魁伟的中年男子,有点像是从《黑道家族》的某个场景中走出来的人物。只见他满脸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眼皮重垂,一头染得极为糟糕的黑发被打理成唐纳德·特朗普式的蓬松发型。
我压抑不住冲动,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弗兰基·罗马诺的人。
店主想了片刻,说道:“认识,弗兰基嘛,不怎么常来了。”
“你知道我在哪儿能找到他吗?”我问道。
“这孩子是个音乐播放人——靠给人播放唱片谋生,钱来得倒是容易。以前他每天早晨都过来。”
“有什么办法能查到他的地址吗?”我问道。我的口吻很可能太像律师了。
“怎么?你怀孕了?”店主突然大笑起来。他在笑自己冷不丁冒出了那么一句不寻常的性暗示语。
军大衣的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抬头看了一眼。他已经摘掉了编织帽,露出了乱蓬蓬的金色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