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刚才在床上打滚，将她一个梳得极光的堕马髻，弄得鬓发不整，无法见人了。

“不要紧，我来想办法。”

吴少霖起身出外，不一会笑嘻嘻地捧了一个镜箱进来，是花了小费，找侍者借来的，里面梳子、骨簪、刨花水、粉盒、胭脂，一应俱全。

这一下，花君老二回嗔作喜，解开发髻，重新梳头；吴少霖在一旁侍候，十分殷勤，等她梳好了头，另取一面镜子，为她前后照着，同时嘴里不断夸赞，哄得花君老二服服帖帖。

“漂亮极了！”吴少霖说，“我带你去出出风头。”

于是等她穿戴整齐，吴少霖结了账，出了六国饭店，先到邮政总局寄了给廖衡的信；然后带她到王府井大街的德国洋行，买了一个红宝石镶碎钻的胸饰，送花君老二作为定情的礼物。

杨仲海坐津浦路的夜快车到了南京，立即转沪宁路车到上海；廖衡住在沪西海格路，所以他在西站下车，一辆人力车到了廖衡家。

“你怎么来了？”廖衡问道，“是出差。”

“是专程来给老伯请安的。”

“好说，好说！”廖衡问道，“住在哪儿？”

“一下了火车就到府上，还没找旅馆呢。”

“那就住在这儿吧！”

“是，多谢老伯。哦，伯母呢，我先得给她请安。”

“打牌去了。”廖衡的脸色不怡，想叹气而又忍住，变成一声微喟。

杨仲海心知其故；廖太太结交了一班阔太太，喜欢打大牌，所以廖衡的日子很不好过。看来，这倒是一个机会。

“老伯的气色很好，印堂发亮，要走运了。”

“走什么运？唉！”廖衡毕竟还是叹了口气；想了一下问道，“北京怎么样？”

“可热闹了！”杨仲海说，“我是特为来请老伯的。”

“哦，”廖衡想了一下说，“是谁要你来的？请我去干什么？”

杨仲海且不答他的话，先问一句：“花君老二跟我说，有封信寄给老伯，不知道收到没有？”

“怎么？”廖衡问说，“你还是常常逛胡同？”

“不！是在饭庄子遇见的。提起老伯，问长问短。风尘中像她这样子有良心的，如今很少了。”

廖衡心里在想，花君老二来信希望他北上；杨仲海又来劝驾，显而易见是一码事，主使的人是谁呢？

“仲海，”他问，“是津保派的人，托你来找我的？”

“是。”杨仲海老实承认。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请你老去行使职权。”

“哼！什么行使职权？找人去抬轿子而已。”

“老伯反正闲着，花君老二又想念你得紧，何妨去看看。北京这一阵子冠盖云集；老伯一向爱朋友，去了能会会老朋友也是好的。”杨仲海由他脸上看出他意思有点活动了，便紧接着说：“我打电报去，让他们汇旅费来。”

“他们倒是谁啊！”

“我老实禀告老伯，我还不够资格跟津保派的巨头打交道；有一个姓吴的好朋友，替他们负联络之责，是他托我的。他说津保派很看重老伯；能早点去，机会很多。”

“哦！”廖衡问道：“京里到了多少人了？”

“大概四百人。听说，在天津的也谈好了。”

“是怎么谈的？”

廖衡终于被说动了；当然，一半是花君老二那封信的魔力。当天杨仲海便打了一个电报给吴少霖，很简单的只有八个字：“如所约定，旅费电汇。”第二天，旅费汇到；再隔一天，便可动身，杨仲海又打了一个电报，通知吴少霖准时迎接。

哪知事机不密，而廖衡又是作风很奇特，独来独往的国会议员，对新闻记者的吸引力很强，因而到京一下了火车，便为采访大选新闻的记者所包围。“保驾”的吴少霖，随侍的杨仲海，想助他“杀出重围”，可是廖衡却并无躲避的意思。这一来，吴少霖也无能为力了。

“廖议员”，有个记者问，“我们请你在车站食堂喝杯咖啡，肯赏光吗？”

“好，好！大家谈谈，我来做东。”

见此光景，吴少霖只好先去“打前站”抢先到了车站食堂，里面有两个简单的备贵宾休息之室，幸好都空着，便挑了较大的那一间。侍者知道是议员与记者聚会，自有众议院认账，招待得很殷勤；客人一坐定，咖啡、西点、水果立即摆满了一桌。

“各位请随意。”坐在长餐桌主位上的廖衡说，“如果点心不足以果腹，要菜要酒，不必客气!我代表众议院请客。”

六名记者，一致鼓掌。有个女记者姓叶，大家都叫她“叶大姐”，向来最爱代表同行发言，这时开口说道：“廖议员人真爽快，可称‘记者之友’。廖议员代表众院招待我们，非常感谢。不过，我还希望廖议员能代表众多议员，多供给我们一点消息。”

“我发言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别人。”廖衡答说，“各位有问题，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各位满意。不过，我们要来个约法三章。”

“可以，可以！”叶大姐说，“请廖议员宣布三章约法。”

“第一，不能提我的名字；第二，我发言的内容，要照实记载，不可加油添酱。”

“那当然，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叶大姐又问，“第三呢？”

“请各位给我一张名片。”

“这更不成问题了。不过，”叶大姐环顾同行，“各位看，第一点怎么样？”

“当然尊重廖议员的意思。”有人答说。

等了一下，再无异议，叶大姐便表示全盘接受。廖衡点点头，很满意地说：“来，来，开瓶香槟，庆祝我跟各位记者小姐、记者先生的约法成立。”

“是，是！”吴少霖答应着去招呼。

“廖议员，”仍旧是叶大姐一马当先发问，“你对‘最高问题’的看法如何？”

所谓“最高问题”，是新流行的一个术语，意指选举大总统而言。廖衡想了一下说：“关于‘最高问题’，我要跟我的同事商量以后，才能决定；罗汉有八百，人多口杂，最高问题，恐怕不是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

这似乎是预备杯葛大选的语气；杨仲海心里不免嘀咕，怕廖衡跟津保派谈不拢，他那一顶两三千元的“帽子”，也就戴不到头上，因而悄悄将与他站在一起的吴少霖拉了一把，努一努嘴，示意他细听记者发问。这时发问的记者姓蔡，他所代表的报纸，曾首先揭发直系所属督军、省长报效巨款，自二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不等，颇引人注目。这蔡记者发言颇为尖锐。“高总长代表曹巡阅使，致送每位议员每月津贴二百元，”他问，“廖议员收到这笔津贴没有？”

高总长指高凌霨。原来的内阁总理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张绍曾，由于直系要任命沈鸿英与孙传芳为广东与浙江督军，此举只会制造南北更深的分裂，有违他促成南北和平统一的素志，因而拒绝。于是直系发起倒阁，利用吴景濂通过了“不信任张内阁案”，张绍曾被迫于六月初提出总辞，一星期以后，黎元洪亦被逼走了。

张绍曾内阁虽已总辞，但黎元洪既已出走，无法任命一个新的内阁总理；因而本为“看守内阁”，一变而为“摄政内阁”，公推首席阁员的内务总长高凌霨为摄政内阁主席，成为变相的内阁总理。

高凌霨字泽畬，天津人，举人出身，与两湖学界颇有渊源；因此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熊希龄出任财政总长，保举高凌霨为直隶财政厅长；其时第六师师长曹锟，驻扎保定，既是小同乡，又以曹锟为人憨厚，所以结成金兰之交，曹锟对这位老把兄极其信任；高凌霨因为直系势力日盛，自然亦是倾心襄助。在主持摄政内阁时，公开为曹锟笼络国会议员，因而饱受攻击。

有个议员在众议院公开质询：“国会议员，每人月致津贴二百元，是否由阁下在包办最高问题？”

“最高问题，时机未至，无所谓包办。”高凌霨不慌不忙地答道，“曹巡阅使送款，不过仿照从前‘炭敬’、‘冰敬’的例子，联络感情，无所谓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