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1051－1107年），初名黼，字元章，别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净名庵主等，世居太原，后迁徙襄阳，最终定居镇江。他是北宋开国功臣米信的后代，生于世代簪缨之家。据说米芾幼年聪颖，过目成诵，年幼时便能写一手漂亮的擘窠大字。稍长以后博闻强记，不乐科举，而喜欢好高骛远之论。米芾18岁那年（1068年），靠着母亲阎氏与宋英宗高皇后的一点旧情，荫补了一个秘书省校字郎的小官，从此开启仕途。后30余年宦游在外，多担任些无足轻重的官职。直到宋徽宗崇宁朝，才复召入京，初任太常博士，后又改任书画博士。大观二年（1107年），卒于淮阳军任上。终其一生，最高任职也不过是五品的礼部员外郎。当时礼部又名曰“南宫”，于是便有了“米南宫”的别称。

米芾一生仕途并不得意，当中有他吏术平庸、不任实务的缘故，但大概更与他举止迂狂，并且耽玩书画、荒怠公事不无干系。然而官场的困顿，却丝毫无碍他名噪公卿文士之间。平素里他佯狂玩世，好穿唐朝衣冠，又有奇怪的洁癖，有生之年“米颠”的“雅号”已经播诸众口。多才放达为他赢得“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的声誉，因此游从日广，渐渐也结交了如苏轼、薛绍彭、刘泾、黄庭坚、赵大年、桐山苏氏等一大批重要藏家。这也是米芾得以遍观天下字画，成就一代赏鉴翘楚的契机。

据说米芾的谲怪举止，无非为了避世远俗刻意为之，也有人揭示他异乎常人的洁癖并非得自天性，唯独视书画为安身立命之依托，似乎是至性所好，不含半分妆点的。他曾自叙：“平生嗜此（字画）老矣，此外无足为者。”《宋史》也说他“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米家本来富足豪奢，遇到法书名画挥金如土，自然不在话下。而在经济困乏的时期，他也不惜典质家当，岂忍错失一轴。然而世间的宝玩也往往有无法单纯以财、以力罗致的。此时无可奈何，他竟也把礼义廉耻暂且搁下，肆无忌惮地行起骗来。这便是画史上著名的“米老狡狯”了。譬如他曾在长沙道林寺诈借寺中所藏的唐代沈传师手书诗板，借而不还，扬帆逃遁；又如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舟中，因为交换不果，趴在船舷上以投水相逼，强取了友人的王羲之《王略帖》（一说为谢安《八月五日帖》）。诸如此类的勾当痴黠兼半，都叫人啼笑皆非。尽管米芾从来绝口不提，但其“罪状”被历来的稗官野史揭发的却有不少。此外，他又贯以掉包借来的书画为能事，自摹一本归还物主，暗中扣下真迹原件，据说用这个办法骗得的藏品很多。米芾的画没有片纸存世，伪造古画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世所共知的是他书法精绝、尤能摹古。王诜就曾将米氏的临本染成古色，加入题跋，装池成卷，观者竟也不能分辨。想必物主在浑不知觉中取走赝品的，当不在少数，当时米老的得意不难想见。如今，确凿的米造伪作还很难确定，然而却有几件存世的大名迹，疑似跟米芾脱不了关系。今藏北京故宫的王献之《中秋帖》（附图）就被怀疑是他的临本，此帖历代知名，清代还是乾隆“三希”之一，直到近代学者比对刻帖，才发现是曾经米芾收藏的献之《十二月帖》节临本；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了一件唐代虞世南名下的《汝南公主墓志铭》，该作旧印累累，纸墨淳古，可字里行间也透出几分米家的笔意。这些千年的谜团，或许还要留待后人去分解。

或买、或换、或骗，如此下来，米芾积聚了千轴“晋唐古帖”和尚无明确数目的古画。这份藏品的数量在当时也许不是最多，但以他的眼力，藏品的品质却能胜过天禄石渠。如今，我们仍可以从《书史》、《画史》还有明代张丑所辑《米南宫祕玩目》中了解这份藏品的大略。当中的几件晋代“铭心绝品”最为他宝爱，包括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羲之《王略帖》（附图）、王献之《十二月帖》、顾恺之画《净名天女》、戴逵的《观音》等。晋人的真迹在唐代已很罕见，能收获如此藏品，除了精鉴以外大概也须有几分天命眷顾。他也由此将书斋命名为“宝晋”，珍重之情显而易见。坐拥书府，米芾的平居生活往往是在锦囊玉轴间等闲度过。他曾自述杜门玩画景况：“每得一图，终日宝玩，如对古人，虽声色之奉，不能夺也”。长子米友仁也记录过他的日常起居，白天临习名帖，手不释笔，夜间收字画入竹箧，放在枕边，才能安睡。甚至生活窘困时，虽然“败屋僦居”，而终日仍以手玩书画为务，其中真有点宠辱不改其乐的味道。与寻常收藏家不同，米芾又深明书画裱褙与养护之法。收得名作，往往择善料手自重装，加盖藏印以区分品级。他又定下一系列观书看画的清规戒律，极为郑重严苛，甚至不惜因此忤慢了登门观画的贵戚至交。平日里虽然旷放，此时却极谨严不苟。尽管巧取豪夺，开罪了一干同时的藏家，但好歹没有辜负那些托名笔墨的往哲先贤了。

米芾身后留下的著作不少，除了一部流传不全的诗集，剩下的几乎全都关乎平生爱玩之物。《书史》、《画史》详述平生所目见的书画；《宝章待访录》是寻访墨宝的备忘录；《海岳名言》陈述书学心得；《砚史》品评曾经使用的各色砚石。翻阅米老的著作，大抵无意安排，随有而录，既没有《历代名画记》那样的严整体裁，也不见黄伯思等那般引经据典、苦搜冥讨。然而洋洋数万言的鉴定流水账，其中涉及的鉴赏门道却是无所不包，并且辞令诙谐，内饶真知。当中对笔墨、款印、避讳、材质工具等诸多因素都深加辨别，详尽程度大超前代，被后来学者奉为赏鉴准绳。大概自书画脱离了名教樊篱以来，鉴赏的学问未尝被叙说得如此淋漓尽致。他以为赏鉴家对书画须有“笃好”，鄙薄附庸风雅之徒。鉴定上主张以目鉴为主，要求饱览作品并能应目会心，洞明传统中的雅趣。反对假人耳目，人云亦云。上述的藏家素养，从米芾自己的毕生力行里，我们着实能体会它的深切著明，几乎可视为他作为玩家的自写照了。如今，民间收藏的兴盛规模恐怕远胜宋代。无论作伪与辨伪的历史如何演进，米老所授的鉴赏法门似乎终不曾过时。而当艺术收藏附着了更多的含义、愈行愈远时，他当年耽玩书画的本心或许更为耐人寻思。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才能获免于米老冥冥中“惭惶煞人”的讥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