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矿灯作画的黄于纲

求全的母亲和孩子 布面油画 30cmx40cm 2013

他在偏远贫困的湘西苗寨呆了十年。其中几年，他一直画一个尤其贫困的家庭——一个老太婆和她的智障儿子、儿媳，还有孩子们。在黑乎乎的房子里，他头戴矿灯，竭力描绘黑暗中的人和场景。这就是黄于纲的工作。2006年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就去了距离故乡不远的湘西苗寨，凉灯。自那以后，暗夜中的凉灯苗家，就成了他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材。

“十几岁离开出生的故乡——湖北天星堡村，十年前又回到另一个‘故乡’——湘西苗寨，一样的土房、一样的稻田、一样的天空……来到这地方，寻找他们对生活的敬畏，对生命的态度，感知这个家庭，这个村落，这个世界。”黄于纲的记录不只为理解凉灯和作品提供参考，同时也是他的创作的一部分。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他说，“我从小在村里长大，村里的那些形象让我感觉很亲切。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些人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有一种亲近感，缘于我的成长经历。”

是的，黄于纲对凉灯和凉灯人的情感，绝不是外乡人或“文明人”的猎奇。对于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的，那个生活在贫困和匮乏中的龙求全，他嫌弃他懒，但也羡慕他面对生活的坦然；他称赞求全老婆的勤奋，但帮她去做结扎的想法也到底无从落实。他记录凉灯人的生老病死，但知道自己始终是个听不太懂苗语的外来人。他贪图凉灯的宁静，但长久地留在那里，让他备感生理上的孤独——去一次三江镇，会一直盯着女人发呆。

在凉灯，黄于纲遇到了那个因为母亲和姐姐屡屡不满意而要落得打一辈子光棍的男人，还有那个80多岁仍然性趣盎然需要花钱解决的老头，而山江镇上帮残疾男人解决性需求后，再把他背上残疾车的土娼，让他一下子泪流满面。他同情那些以大大被压低的价格卖出烤烟叶的农民，还有那个打工的妻子被车撞死却没有得到赔偿的男人。这些平凡人的喜乐悲欢，令他的悲悯和崇敬有了着落，对人性的思考与艺术的表达得以展开。

展览中的油画作品乍一看有些社会主义现实艺术的风格，而一些水墨小品则清新可人。一户苗族人家的日常家什用品，也都出现在展览上，成为来自现实生活的一件装置作品。黄于纲的油画、水墨、影像、装置、速写乃至日记、乡村调查中，凉灯人和他们的生活被以近似人类学的方式被观察和记录。“富含了所有的人性真实，所有的人类学意义”，艺术评论家王春辰说，“他将这一切的工作看作是视觉社会学考察，他的绘画也因此超越了图像的意义，而进入到历史本真的意义。”指向个人的生活真实而不是虚伪的集体主义符号，这当然也是展览无可争议的当代性和价值所在。

问起黄于纲拍下的那些过年过节才回到故乡的“杀马特”少年，他们意气风发的身影旁，就是穿着传统苗族服饰的奶奶。“他们还给我跳街舞呢。”黄于纲说。

凉灯十年，“凉灯——黄于纲的一件作品”展览日前呈现于上海证大当代艺术空间。智障夫妇求全一家和更多的凉灯故事，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