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陈东升特地回出生地湖北天门买了一套石匠用的锤子、凿子，用帆布一裹扛到武汉，在母校武汉大学珞珈山上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挥舞它们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始”字刻在一块山石上。30多年后的2015年，小石头变成了“飞来石”，那就是陈东升捐资一亿元建造的“万林博物馆”。这座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使用面积8000平方米的地标性建筑，是他为母校武汉大学12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他的财富观最有力的写照。

    老派情怀

    “万林博物馆”坐落在武汉大学校园的中心位置，珞珈山西侧，毗邻六一纪念亭、李四光雕像等人文景点，远远看去周围参天的古树围绕和掩映下露出非常现代的建筑身影，慢慢走近，它的外形仿若天外飞来的一块石头。这里陈列着陈东升捐赠的艺术收藏品，却以他父亲陈万林的名字命名，在博物馆的入口处安放着他父亲的塑像，处处表现出陈东升对父辈的纪念。

    陈东升有一份优秀的简历：1957年他生于湖北天门竟陵，中学毕业赶上上山下乡，通过父亲陈万林的介绍到天门县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1977年恢复高考，上大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梦想。陈东升回忆道：“改革开放后研究所的这些人要么考研究生出去，要么就被大学聘去当讲师、教授，他们都对我影响挺大。”1979年陈东升考上武汉大学，正赶上改革开放，他懵懵懂懂知道国家经济建设是未来的潮流，就选了政治经济学专业，最后获得经济学博士。1988年至1993年5月，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任副总编、中国500家大型企业评价协会副会长。后来，他又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掀起的“下海”潮中创办了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长；之后又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尽管如此，陈东升却表示：一般西方人都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其捐赠的美术馆、图书馆，但中国人喜欢用长辈的名字，这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说：“我父亲是一个放牛娃，1940年参加新四军，后来是小县城的一个科级干部。但是我成功了，用博物馆纪念父亲，这是传承、是谦虚、是尊重。”他还提到了中国台湾地区最大的医院“长庚医院”，是王永庆用父亲王长庚的名字命名的；北京的兆龙饭店，是包玉刚用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的。这些老一代华人企业家的典范影响着陈东升。

    陈东升的家族观念，除了对长辈的孝心外，还饱含着对生他养他的家乡的赤子之情——他为家乡捐了万林科技楼，为曾经就读的中学捐了万林图书馆，直到为母校武汉大学捐了万林艺术博物馆。当年他在母校的山石上刻下“始”字时风华正茂，对前途充满了憧憬；如今在艺术品拍卖业和保险业闯出一番天地后，最终还是把他无价的回报献给了养育他的企业家精神的母校。不过，除了对父辈和家乡养育之恩的回报之外，我们看到的更是对华人企业家的家族观念引为同调的认可。

    饮水思源

    武汉大学当年建校园时，是请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教授设计的，仿布达拉宫，依山分梯级建上去。而“万林博物馆”是现代建筑。陈东升选了设计师朱培的方案，因为朱培的设计含义别具一格，陈东升讲述了本文开头引述的故事：“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期许还是很大的。结果花了半天时间，虫子咬，浑身汗流浃背，雕了一个‘始’字。”现在这个字，被雕塑家做成了雕塑作品安放在美术馆前面的广场边，而这个博物馆本身则以“飞来石”作为设计灵感，成为他当年最好的纪念。这个当代建筑掩映在武大校园的水光山色里，与其他景观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

    这件作品极具象征性地体现了陈东升对母校的荣誉感。他在武汉大学学经济学，而他的荣誉感与他的学科志向紧密相连——他娓娓道来，历数了武大令他万分自豪的种种细节。从中梳理出这样几条线索：首先，武汉大学经济学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造就198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神话的赵耀东、李国鼎就来自武大校园，这两人堪称当时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设计师。其次，当年他在武汉大学求学，跟那些名重一时的老教授之间有亲密的互动，对陈东升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第三，他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做副总编，也是国家的智囊团成员，1992年刮起“下海”潮，大批体制内的精英舍弃铁饭碗、金饭碗去创业，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一波创业浪潮，培育了许多在今天的中国堪称骨干的企业。陈东升就是在当时“下海”的，所以他也很自豪的宣称自己是“92派”。这一切都离不开母校，因此到今天，他用美术馆来回报母校。

    再回过头来看那块“飞来之石”，它采用了与武汉大学原有的仿古建筑截然不同的现代设计，但是他的灵感却来自那块珞珈山上的石头。它掩映在绿树如茵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处于整个校园的核心位置，是当之无愧的地标性建筑，为武汉大学校园画龙点睛。

    文化反哺

   “为什么要捐博物馆？你是成功的企业家，最后你所积累的财富都是带不走的。卡内基有一句话我不完全赞同，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我赞同：他就说人死了不能带走一分钱，如果一个富翁死了后没有把钱解决好，那是一个耻辱。这也表明了这些企业家们不是追逐财富而来，是为追逐成功、追逐对社会贡献而来，这才叫企业家。假如你是追逐成功、追逐对社会有益，你有这样的价值观，捐赠就是一个结果。”陈东升如是说。

    历来功成名就的人士为大学捐赠并不罕见，往往是大学图书馆、实验室、教学楼、会堂等等，而陈东升为什么选择美术馆呢？对此他表示，大学提供学知识的机会，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觉得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继承五千年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人文精神，而要传递人文精神，没有什么能比美术更有效。第二，他创办了嘉德拍卖，是最早从事艺术品拍卖的公司之一。他从各个角度了解了艺术品的多维价值。第三，他在考察欧美校园时，那些名校的美术馆、博物馆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所以他认为现在国内的大学最缺乏的就是美术馆与美育。

    他实际上着眼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他说道：“我去过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美国历史悠久的高校，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代末我第一次去斯坦福大学，当时我去看了斯坦福大学的博物馆，那个像大庭院套起来的建筑虽然不高，却很宏伟壮观，里边收的全是中国的艺术品，绘画、瓷器，博物馆外面是整群的罗丹的雕塑，有一部分罗丹雕塑放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边，有一部分是放在博物馆的外面，这个对我很震撼。另外，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应该是超级国宝，有一匹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所藏中国宋代的瓷器可能是台北故宫之外的最好收藏。因为我是艺术品拍卖起家，这也是很有渊源的，所以我一定是做文化类的善事。”

    有业内人士评价道，21世纪是中美竞争的世纪，中国要跟美国竞争，不光要在已经展开的经济领域展开竞争，要在国际政治舞台展开竞争，也要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展开软实力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商场上，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体现在校园里，体现在对青年人才的争夺上，体现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与产出上。陈东升出资亿元建造美术馆、捐赠价值3000万元的藏品，对中国什么时候能出现像美国校园里的美术馆这样看似无解的问题作了正面的回应。他说：“我坚信万林艺术博物馆会成为武汉大学又一个学生们聚集的文化中心，我也坚信万林艺术博物馆会在中国大学中引起很大的示范效应的。”

    （责任编辑：吴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