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书画艺术编者按：真正的理论家（不是假理论家），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修养，有扎实的学术功力，有超人的审美鉴赏力，能从形而上的高度，引领和指导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和成果，又能进一步夯实、丰富、深化理论家的理论基础和水平。

（沈一斋作品）

尝听人言：理论有何用？能指导艺术创作实践吗？理论家懂艺术创作实践吗？会写字画画吗？这样的疑问不是个案，而是具有普遍性。这是中国人缺乏理论与理性思维的普遍写照，凸显了中国人对理论的误区与蒙昧。这个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将理论家不搞艺术创作，等同于理论家不懂创作。不搞创作就一定不懂艺术吗？照此逻辑，那西方的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苏珊·朗格，中国的朱光潜、李泽厚、刘再复、叶秀山、傅雷，恐怕都不懂艺术了，因为，他们本身也基本不搞艺术创作。受二元论思维的影响，中国人喜欢将事物进行两极对立，以为理论家只空谈理论，不懂艺术创作实践。

对此问题，不妨对“理论”一词再重新诠释。理论理论，即理也论也，有理必要论，欲论必晓以理。无理不必论，无论则无理。理论两字，既可同时作名词，亦可同时作动词；既可一名一动，亦可一动一名，两者互为动名词亦可。合起来既可为动词，亦可为名词。为名词之“理论”，则为一种高级思维，为动词，则必要进行高级思维。故理论两字，本就代表一种高级思维活动。理论一当能成家，则当是顶级。无顶级思维者则不能称理论家。严格说，理论就是一种具有纲领指导性的哲学。中国曾有过辉煌的理论发达时期，先秦时期的哲学家，几可与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媲美。某种程度上，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与西方古典哲学有某种会通之处。故此，在这一点上，中西并无本质差别。没有理论指引，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体系就会陷于混乱和分散。

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人具有理性精神。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高特性。理性而感性，则为人类情感，理性而理性，则为人类智慧，人类智慧之高度体系化，则为理论，理论之理论，则为哲学。是故，理论为人类智慧之集合体。故人而不能理性，则堕落为与动物无异的低级人；人而不能为理论，则人类智慧无以提升，人类文明无以进步。人不能有理性认识，则其对于社会事物不能形成正确之判断。

艺术创作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更需理论先行。至远者不论，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都是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思维，自然也包括书法、绘画、文学、诗歌、小说、史学等几乎所有文艺领域。康有为的碑学理论，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晚清民国，举凡习书者，无不受康氏影响，即便是沈尹默这样的帖学领袖，晚年也不得不学碑，如果沈尹默毕生习帖，则其书风必然靡弱。康有为开放的美术思想也影响了民国一代美术家，诸如徐悲鸿、刘海粟、黄宾虹、罗瘿公、罗复堪、叶恭绰、李叔同等人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创作，都受康氏影响。可以说，民国画坛之所以大师云集，端赖于卓越的艺术理论的引领：一是康、梁的变法思想理论；二是陈师曾的文人画理论；三是徐悲鸿等人的现实主义绘画理论；四是黄宾虹等人的金石绘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并不是互相隔绝和对立的，而是互有融合。比如黄宾虹，他是民国画坛的领袖人物，金石画派和文人画派他都是领袖人物。

很多人说，理论家不搞创作，怎么能懂艺术？不搞艺术创作，怎么能有好的理论？这样的思维，仍是平面化的机械思维。理论家不必要创作，但不创作不等于不懂艺术。这就好比收藏家，收藏家都是艺术品的行家里手，甚至比创作家更懂艺术，但收藏家需要写字画画吗？稍明逻辑者，不言自明。

当代中国不能说没有理论，相反，理论云集，但缺乏真正的理论权威和理论家。这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有高原没有高峰”。当今高校研究机构，可谓盛产理论的大本营。非但如此，各个领域，都有各自的理论，且呈现出学科化、专业化特征。但不少理论都是纷乱的，无序的，空洞的，虚假的，缺乏哲学高度，缺乏扎实的研究。随意提出的口号能称理论吗？没有超越性、原创性和哲学思辨，无以言理论。所以，不是不需要理论，而是需要怎样的理论。中国现在一些所谓的文艺评论家，把西方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生搬硬套，用于评论某一艺术作品，牵强附会。谓评论可，但谓理论则不可。

那么哪些人不能称为理论家呢？心胸狭隘者不可谓之理论家，人格猥琐者不可谓之理论家，识见偏狭者不可谓之理论家，不具全局意识者不可谓之理论家，不具卓越识见与超前意识者不可谓之理论家，仅在某一专业领域小有建树而不能会通他领域者不可谓之理论家，有艺术口号而无思想者不可谓之理论家，有学识而无思想者不可谓之理论家，有思想而不成体系者不可谓之理论家。故此，理论家之义，实有特指。若不然，则今日凡是能写点文章者，都可称理论家了？

中国新时期以来，曾诞生了一批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对当代文艺创作影响深远。然近年来，艺术和书法理论著作虽多如牛毛，但真正的理论家却付之阙如。关键在于，艺术家不读书不做学问，不进行原创性的哲学思考，读了几本“进口”书，便机械照搬一下，这怎么能是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