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班”第一任班长、雷锋生前战友张兴吉。新华社记者王建民摄

　　年轻时的张兴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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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兄弟叫雷锋——独家专访“雷锋班”第一任班长、雷锋生前战友张兴吉

　  1962年8月15日，雷锋死了。

　　那一天，张兴吉在营房窗户口看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等他以有生以来最快的速度飞奔到事故现场时，倒地的雷锋还有气息，但是已经说不出话。

　　“血灌在他的喉咙里，呼呼拉拉地直响。”

　　五十年过去了，雷锋倒地的整个过程，还常常出现在这位如今已72岁的老人的梦里，让他惊醒。

　　对于别人来说，雷锋可能是一张照片、一幅油画、一本书，或者一尊雕塑。

　　但是对于张兴吉来说，雷锋是一个聪明的战士、一个热心的战友、一个调皮的孩子，一个自己手底下得意的兵。

　　张兴吉、雷锋。他俩共同出生于1940年。一起生活了两年零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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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时代

　　什么是时代的美？战士那褪了色的、补了补丁的黄军装是最美的，工人那一身油渍斑斑的蓝工装是最美的，农民那一双粗壮的、满是厚茧的手是最美的，劳动人民那被烈日晒得黝黑的脸是最美的，粗犷雄壮的劳动号子是最美的声音，为社会主义建设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的灵魂是最美的。

　　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美。

　　如果谁认为这不美，那他就不懂得我们的时代。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张兴吉和雷锋，都是抛弃了“高薪”选择入伍的人。

　　1940年，张兴吉出生在四川省蓬安县海田乡三村七社一个农民家庭。父辈兄弟7个，有这么多男人，放在旧社会的标准来看，是地地道道的“人丁兴旺”。但却给他们家里带来了无穷苦恼。

　　抓壮丁，这是给幼年的张兴吉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每天白天，成年男人们都要躲起来，有时躲在山上，有时躲到其他乡里，就是为了避开乡里前来强拉人当兵的官吏。张家空有这么多壮劳力，白天却不敢下地，只有晚上偷偷回来，点着灯去插秧种田。

　　后来，夜里突然也开始抓壮丁。于是，张兴吉的父亲被抓了。

　　要么给钱，要么拿自己的兄弟来交换，这就是当时的政策。心急火燎的张家把仅有的一头猪杀掉，卖了钱，这才换回了父亲。

　　1949年，对于张兴吉而言，是“换了天”的一年。

　　头顶上飞机飞得很低，解放军开进了村子。那时候，张兴吉和其他的孩子一起，趴在边上的土壕里，看解放军经过。只见他们整齐地排着队，扛着枪，挎着黄色的军包，没有骚扰村里的任何人、拉他们加入自己，还会帮农民修房。

　　这就是他对解放军最初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岁的张兴吉进入一家生产纸张的县办工厂上班。干了两年，突然得知部队来招兵的消息，他兴高采烈跑去应征，结果血压高了。第二年，他又去应征。

　　体检之后没多久，有一天，张兴吉正在厂里操作机器出纸，突然有人送来了入伍通知，这个平日里被父亲称为“三天说不了两句话”的男孩，高兴地一关机器、跳了起来！厂里的书记气得直摇头，“你这个娃儿现在是主力，提前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现在咋个找人呦？不过国家、部队需要人，我们也不能拦你。”

　　就这样，1959年1月，二十岁的张兴吉高高兴兴地当兵去了。走之前，他在纸厂的工资是每个月36块钱。

　　这时候，二十岁的雷锋正在鞍钢化工焦化厂当工人。焦化厂作为一个新建的厂，是当时鞍钢最艰苦的地方，雷锋是主动要求去这个厂的。他每周都被评为生产标兵，而且先后7次被评为红旗手，这样的记录在当时的鞍钢无人能及。1959年12月，从小就有当兵理想的雷锋，在开始征兵宣传时也跑去报名了。

　　“我们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8元，而且来年马上又要涨了，”据雷锋在鞍钢的工友、同批入伍的战友、也是雷锋命运中一个关键性人物——乔安山回忆，“（我）想都没想参军的事，但雷锋找我说，当兵保卫祖国，扛枪站岗，挺神圣的。于是我们一起报了名。”

　　那时部队的工资，是每个月6块钱。

　　张兴吉还记得，1959年，跟随新兵队伍出发了一个礼拜后，作为四川人的他才知道自己当兵的地方在天寒地冻的东北。他坐了七天七夜的闷罐车，中间因为水土不服拉痢疾，“车上根本没有茅房”。

　　然而，就如同后来屡碰钉子也要当兵的雷锋一样，张兴吉也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那就是一个倔强的时代。

　　初识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