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机遇力促发展

“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尽管存在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众多专家仍然对“十二五”充满期待。在他们看来，未来的五年同样“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只要能够趋利避害，中国依然可以大有作为。

首先，虽然各国间竞争加剧，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

从和平的角度看，当今世界，虽然地区冲突不断，但大的战争危险尚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安全领域，全球范围内正处在一个对立协调并存的体制之下，各国间的依存度和联系度大大提高。

有关专家表示，这场金融危机至少可以让各国达成这样一条共识——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因此在全球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一旦出现问题必将“殃及池鱼”、祸及他国。因此，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虽然未来竞争难免更加激烈复杂，但大都将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并且竞争的着眼点从谋求在未来冲突中确保战胜对手转向保持自身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即发展竞争。

从发展角度看，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都在经历转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这其中，包括资金流向、国际劳动分工的重新配置、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贸易体系改革等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更多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变化。”董漫远强调。

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开始普遍重视重振实体经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试图抢抓全球绿色经济产业制高点，并可能推动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取得突破。“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众多新兴经济体，可以借机实现追赶式发展”，董漫远认为。

而发达国家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将会收缩部分传统产业或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些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扩展这些产业或以引进外资的方式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

从合作角度看，全球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许多问题和挑战更具有全球性特征，因此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国的共同合作。在此种情境下，“斗而不破”将是未来各种力量博弈的主要特征。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逐渐融合，中国的对外交往与合作也日渐频繁，国际空间日益扩大。

“无论是同周边国家、还是在中东、非洲，我们构建了大小不一的各种区域、次区域甚至跨区域的合作框架。例如，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等。”董漫远指出。

这些合作框架的建立，进一步增强了这些国家同中国的互利共赢关系，彼此的利益依存度加大，大大拓展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空间，有利于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原料供应、市场份额和对外投资环境，提高了我国的抗风险能力、抗压能力和多项选择能力。

“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地缘政治和外交上的战略回旋空间。”他说。

再有，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大大提升。

江涌指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得益于对前一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由于具有了相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即使在将来面临重大的国际危机和国际突发事件，我国也具备了主要依靠内需来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并且步入增长方式转变轨道的能力和基础。”董漫远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改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又一推手。至今，欧洲国家仍深陷债务危机，美国经济难有大的起色，日本仍未走出“失去的时代”。相比较，中国异军突起，率先复苏。

实力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软实力的对比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特别是鉴于在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许多国家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模式”魅力大增。

“相反，因为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西方国家高举多年、自以为可以确保世界安全与繁荣的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这两杆大旗，不断褪色。”江涌表示。

因此，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分析说，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一方面，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能力就会降低，效果也会减弱；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却在与日俱增。“如果说‘中国感冒了，世界都要打喷嚏’，那还有人愿意看到中国感冒吗？”他反问道。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这是当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许多经济层面的国际事务，若无中国参与便难有突破，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涨。”宋泓表示。

一个需要强调的问题是，当今国际的治理结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利益博弈中，总能为自己攫取最大收益。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利用改变规则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而更长时间地维持其自身的优势地位。

以美国为例，在危机之前，他能用别国的钱让本国国民超前消费；危机爆发后，他又能用别国的钱为本国的损失买单；危机后，他同样希望用别国的钱为本国经济恢复元气。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体系和规制改革取得部分进展，但是困局尚没有出现实质性改变。因此，当今国际关系的焦点仍是体系与秩序之争。”董漫远认为，在此过程中，“中国因素凸显”。

一方面，西方国家既要维持既得利益，又要使这个体系朝着对它们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规范”中国因素就成为关键。另一方面，一场危机已将现有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强烈要求体系重塑，希望能修正现有体系的不足，并获得与自己实力和发展前景相匹配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又大都需要借重中国因素。

就中国自身而言，受访专家指出，一方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进一步缩小了同世界主要经济体、主要大国的实力对比差距，具备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的能力和资格；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发展同国际体系的逐步融合，中国经济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愈加明显，而现有的体系和规制又存在着明显不公平、不合理、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因素，因此中国也具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登上治理全球经济事务的中心舞台，是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对中国而言，更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舞出最恰当的舞步。

“相比较曾经所主张的重新构建、建立经济新秩序，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无疑是更恰当、更务实的提法。”在刘军红看来，前者意味着推倒重来，而后者则是对现有体系的修正与完善。

“今日的中国，综合国力已今非昔比，但也不能认为就可以‘脱钩’。中国还要走开放型的经济增长道路，一种与世界相互信赖、相互依存、规则标准都相通相容的经济增长模式仍然必要。”

“而且，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全球化趋势下，短期内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来主导构建新的秩序。对中国而言，积极参与对全球经济的治理，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他还作了进一步阐述，尽管存在失衡的情况，但当今世界总体上仍处于一个动态均衡的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大的动作都可能对国际环境带来大的冲击和影响，采取“积极参与”这样一种微调的手段可以稳定外部环境。

董漫远也强调，中国希望和世界建立的关系，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也不是对抗关系，中国在自身的发展中，并不是挑战当今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而是在这个框架内，来构建和各国的合作。“现有的国际体系有积极的因素，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目的就是要把不如意的地方改正过来，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核心是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平等的发展权。”□

《瞭望》文章：应对发展社会风险

既要不断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牢物质基础，又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坚持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陈泽伟 实习生 丁慧娜

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如何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凝聚发展的共识与合力？

针对这些问题，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9日第23次集体学习上，将主题锁定在“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上。

“中央高度重视应对社会风险，高度重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体现了对现状清醒深刻的认识。”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必然要面临众多社会风险，这是一个规律。但是各个国家面临的风险特征、类型可能不太一样。比如，发达国家面临的诸多社会风险中，环境生态、种族问题、恐怖活动等更受关注。而中国当前关注的社会风险，更多是源于由各种利益诉求引发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一些矛盾问题和不满情绪极易被无限放大，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破坏力，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冲击。

来自高层的信息强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看来，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的。对于执政党以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治国理政的关键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研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中央要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其重点在于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多策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社会管理创新持续推进

当前，我国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社会管理仍存不少薄弱环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各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增多，这既促进了经济发展，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也必然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因此，针对现实情况的变化，“创新社会管理”，在不同场合多次受到中央强调。

房宁认为，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为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也应看到，新时期下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也恰恰与快速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关。因此，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这在当下具有特别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分析说，全会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表明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注重补足社会建设的“短板”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形成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最终完成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型。

针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近来中央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管理与服务并举，将流动人口管理、社会组织管理、网络虚拟社会建设防控、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等作为重点。按照新的部署，下一阶段，各级党委政府需将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求尽快弥补一些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

例如，解决好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问题。互联网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并用，明确电信运营企业、用户的法律责任，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网络消极影响。

再如，解决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问题。应以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为重点，整治先行、服务到位、管理落实，把这些地方纳入城乡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健全基层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努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环境改善、安全和谐的地方。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建议，除了具体的社会管理举措的创新，改变社会管理现状的另一个渠道，是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这可大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