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气候变化是规划考虑的又一重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未来五年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其中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节能减排，重要的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王元说，“十二五”科技规划中，对传统产业改造、节能减排技术、产品研发和工艺研发能力方面作出了部署。比如冶金方面的绿色流程技术、能源方面煤制气技术、生物质能源、风能和太阳能关键技术的攻关、节水农业等。

伴随着“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示范城市的创建，可持续发展实验城市会选择比较重要的行业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比如在化工方面，在城市附近大型禽畜养殖场、农村地区的生物质能源等方面，将通过示范的方式实施一系列循环经济的工程；也会在不同的城市和行业搞试点，如青海的盐化工试点。对区域发展，“十二五”规划从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也给予了充分考虑，如对水域治理、区域性气候响应技术体系建设、气候变化带来的区域植物生长周期改变等问题都作了研发部署。

王元说，“十二五”规划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包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放在了规划的重要位置。在未来五年中，要改革现有的计划管理体制、预算管理体制、项目管理机制和评价制度等；在改革过程中，比如计划体制的改革，在着力培养中国科研院所、大学特别是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同时，把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的合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上，提高院所的国际性，使得大的科技工程有更多国家参与。

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问题上，“十二五”将全力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包括创新企业建设、行业内产业技术联盟的建立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并充分发挥它们的示范作用。目前已有600多家创新企业，十几个创新城市，“十二五”期间要按照一定标准逐渐推动。比如创新城市，就要加快实现从过去投资驱动、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关于加强科技研发服务体系即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王元向本刊记者强调说，科技成果转化很大程度上需要解决研发者、投资者、消费者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问题。“不同的研发服务组织有不同的作用，如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孵化器等，过去建立了很好的基础。在‘十二五’期间，一个基本的想法是使遍布全国、深入各个行业之间的研发服务体系在政府支持其发展的同时，更多利用市场机制(比如竞争)促进它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

“十二五”期间，将继续支持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建立自己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机构，同时面向中小企业，通过研发服务组织的完善，为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提供平台。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依托工业企业建立了127个国家工程中心和636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01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已占到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总数的50.7%，在转型升级和核心竞争力上迈出了坚定步伐。“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工程中心会在企业中进一步建立。另外，将继续采取措施，促进产学研之间的结合。

王元坦承，尽管我们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不是说，‘十二五’制定了规划，到了‘十三五’就解决了。因为过去的投资、出口、低廉的劳动力等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依然很强大，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一些部门垄断格局形成后，对企业创新动力产生很大影响。‘十二五’对企业的刺激力度很大，现在国家863计划有将近40%是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超过80%是由企业参加的。税收激励也很强，但现在看，政策落实情况不太好。”

王元分析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科研院所的改革有很大成效，突破了过去科研院所“铁饭碗”和经济部门分割的状态。“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明显增强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导自身研究方向的能力。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设计中，包括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中，明确要增加院所和大学稳定投入的比重，不是让大学和科研院所整天围着项目、课题开展研究，而是要通过经费支持方式的变化来提高研发机构主导自己研究方向的能力和开展自由探索、自主选题的能力。”王元强调说，“这个改革不是科技部一家的事，涉及到很多方面改革的问题，协调起来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共识。”

首次单列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是“十二五”规划有别于以前历次五年科技规划的一大特点。“过去的规划中，关于科研队伍建设都是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次在文本上单列出来，一方面与国家人才规划有关系，更主要的是突出了人才的作用。”据王元介绍，规划还特别关注改变企业的劳动力配置结构。现在，中国万名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比例只有万分之三十二，和发达国家差十几倍。“鼓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才到企业中，对增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极为重要。另外，在培养国内人才的同时，我们还要广泛吸引国际人才，培养领军人才。”

关于政策设计问题，王元认为，“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政策设计有理念上的变化，“更多重视对于需求的刺激，即对创新的市场需求的刺激。通过政府采购、示范工程、价格补贴、税收等优惠措施来刺激市场，使得创新产品尽快进入市场，形成大规模消费，使初期进入市场的产品成本下降，使之具有真实价格，并最终取消这些优惠。”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要求提高对基础研究支持的比重，重视知识体系发展。“十二五”规划会对随产业发展提出的技术科学问题给予相当关注。

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200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7%，而企业投入一直稳定在70%以上。“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到2015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2%，这意味着2015年当年全社会科技投入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75%以上投入来自企业。这无疑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极大影响，也会改变企业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格局。

据王元介绍，“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还为每一个领域编制了一个“国家技术路线图”，比如LED、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

“现在来看，将近90%的科技需求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有所考虑。”王元说，“下一步要进一步分类、凝练，使‘十二五’科技规划在领域部署和重要课题选择上更准确地贴近产业、部门、领域发展的需求。”□

《瞭望》文章：全球战略护航结构转型

“十二五”期间的中国全球战略，已经不能仅限于如何利用外部市场外部资源，还应以谋划全球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尚前名　实习生张月

“十二五”期间，日益融入全球的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将面临重重围困，货币战、汇率战、高技术出口管制、投资保护主义等明枪暗箭，将大大提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随着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端攀升，不仅仅会同西方国家共享市场，共享资源，共享他们多年来保持优势的物质基础；而且会影响到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治理体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

尽管会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诸位专家仍然认为，未来五年的中国经济同样“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只要能够趋利避害，依然可以大有作为。

面对此，中国需要全球战略。如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应当秉持怎样的原则、采取怎样的措施，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

产业升级面临“立体式合围”

尽管日前美国财政部“意料之中”地推迟了下半年《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的发布，但欧美等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问题争议远没有结束。

未来走向如何仍难以预料。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部分原因，这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之一。尤其是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过程缓慢，且发展不平衡，因此这些国家仅考虑维护本国利益，试图“祸水外引”，不断制造汇率争端、贸易保护这样的碰撞摩擦。

事实上，“近年来，类似汇率这样引起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正面交锋的问题屡见不鲜”，江涌指出。

“汇率问题只是美欧转嫁危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主任董漫远表示，“环顾四周，这些矛盾冲突包括近期的南海问题、黄海军演问题、稀土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曾经的人权、知识产权、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更不用说涉及贸易、台湾、西藏的‘3T’问题等，甚至连中国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发展互利共赢的友好经贸关系，都曾被西方一些人‘说三道四’，扣上了‘新殖民主义’的帽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江涌认为，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发展越好，国力越强盛，一些势力就越害怕、越忧虑，越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逐步与全球经济“接轨”按比较优势原则“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个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由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长期以来只能凭借低工资廉价土地资源、能源和沉重的环境代价，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仅拿到全球价值链的零头，还要承受巨额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指责”。

下一步，为在全球经济中赢得更多财富，必将向价值链上端攀升，这也意味着和西方国家开始正面竞争。“这不仅仅会同他们共享市场，共享资源，共享他们多年来保持优势的物质基础；而且，会对影响他们赖以生存的治理体系”，江涌表示。

西方国家想法设法遏制中国发展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但现在方法更加多样，从之前惯用的经济制裁到现在的“捧杀”：夸中国经济发展让人震惊、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进而无视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承担与自身实际不相符的所谓“国际责任”。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手段将会更加层出不穷，并将呈‘立体式合围’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是道德上来进行打压。”江涌表示。

董漫远的感受亦然，“当前一些西方大国，已经暂时搁置了某些理想主义的外交理念，对全球战略只求实利，重构亚太体系更是重中之重。”他认为，一些西方国家近期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他们正在甩掉包袱，拢聚资源，提升全球干预能力。“其中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大幅度改善了同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冻结北约东扩、与俄罗斯达成入世协议等，其目的就是把遏制俄罗斯的资源挪作他用。”

董漫远进一步谈到，由于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意图愈加明显，导致中国周边亲西方的国家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胆量增大，国际社会中左右逢源的国家与中国相处更加谨慎，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则面临更大压力。

在国际舆论方面，中国面临的不利形势也在增加。他告诉记者，当今世界，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兴风作浪。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除了抛出各种捧杀性的舆论之外，还制造了中国威胁论、不负责任论、傲慢论、强硬说、新殖民主义，等等，可谓五花八门。

他认为，西方的舆论导向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冷战思维相互叠加，形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气氛，将对我国发展互利共赢的友好对外关系形成掣肘。

董漫远强调，“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必将面临重围，货币战、汇率战、高技术出口管制、投资保护主义，这些矛头都将对准我国，知识产权、卫生标准、环保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许可证制度也都会砸向中国制造，而且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将日益明显，我国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本和难度都将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