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单纯追求速度

对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的内涵，郑新立解读道，那就是结构调整需要实质性的、明显的突破。具体到五大结构上表现为：

需求结构上，我国的居民消费率由曾经的53%的高点下降到了目前的35%的新低，如果“十二五”期间能够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达到45%或50%，这就是突破。

产业结构上，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这两个比例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差10多个百分点，与美国的77%和78%相比，差距更是达到40多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现在的43%提高到50%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平均水平都在50%以上，再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这就是明显的进展。

要素结构方面，需要进一步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存度，由现在的50%降到40%，或是降到30%。目前提的计划是到2020年时降到30%。

另外，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由现在的1.7%争取提高到2%。“现在美国是接近3%，世界上最高的瑞典占到4%，芬兰占到3.9%。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要尽快达到2%，如果再高一点达到2.5%就更好了”，郑新立说。

城乡结构方面，目前已经取得明显的改进，比如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1997年到2007年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人口。“十二五”期间就算达不到此前的速度，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这就算是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区域结构上，“十一五”期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高于全国，发展势头需要在“十二五”期间保持下去。

对于“十二五”规划，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高关注点，郑新立透露，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数据，但是在7%到7.5%都是合理的区间。而在他看来，“十二五”期间，速度不是问题，也不要过分地追求速度，可以比“十一五”期间降一点，“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更好地集中精力进行结构调整。而且，应该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上，如果结构调整有了实质性进展，以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上的较快增长，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提高。”□

《瞭望》文章：中国未来五年科技使命

“如果说过去5年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启动和全面布局的阶段，那么，未来5年就是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孙英兰 韩冰

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的建议》(下称《建议》)强调，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那么，作为“重要支撑”的科学技术，“十一五”期间的表现如何？“十二五”期间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有哪些新的考虑？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教授就相关问题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

“2008年我们启动了‘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调研，同时也启动了对‘十一五’科技规划的评估。总的看，‘十一五’完成的情况比较理想。可以说是我国科技发展最活跃的5年。”长期从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并参与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的王元对“十一五”科技规划的执行情况作出这样的评价。

未来五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回首即将过去的5年，我国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

载人航天与月球探测相继取得成功、国产新支线飞机首次翱翔蓝天，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乙烯成套装备等重大技术装备实现自主制造，高档数控机床、极大规模集成电路、“核高基”(主要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喜报频传。近日，我国主导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TD)”被国际电信联盟最终确定为第四代移动通信(4G)国际标准，为我国由通信大国向通信强国迈进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在高性能计算机、电动汽车、载人潜水器、重大传染病疫苗等一系列高技术和产业化领域，中国科研人员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成就举世瞩目。

但我国科技事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关键的问题亟待解决：整体核心竞争力还很弱，很多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总体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技术含量并不高，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影响自主创新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在“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阶段。始于两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更使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

“从科技的角度讲，如果说过去5年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启动和全面布局的阶段，那么，未来5年就是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王元强调说，“从战略部署、资源配置、环境营造、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看，未来5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宏观背景发生变化

王元分析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结构性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无论是产业结构变动，还是金融市场重组，都会对全球经济中的各个国家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轻或重的影响。中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经济增长依然保持高速，在“十一五”规划即将结束的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赶超美国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两个背景，考虑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状况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制定‘十二五’规划，特别是科技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王元也表示，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规划的宏观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从科技角度看，“第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科技发展的重点。”王元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发展价值观的转变，从过去追求大规模、大批量、大量消耗为生产消费的选择，转变为更多考虑在不可再生资源利用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宏观层面上的第二个不同，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成了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提出得很早，但是在‘十二五’期间，要想在下一个十年获得持续和高速的发展，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就更加迫切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的发展是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频频警示下“带伤作业”。以“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为例，那一年，中国消耗了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却只创造了占世界5%左右的GDP，单位GDP能耗在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节能减排、治污降耗，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迫切。”王元强调说。

在他看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侵入我国实体经济之时，自主创新已成为抵御风暴冲击、解决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的主要途径。“中央政府明确表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体现了中国在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战略性的变化。”

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政治、经济方面讲，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自主创新实际上是国家的自主，是站在整个国家利益上的自主，是代表国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

“在十二五科技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强调了部门之间、地方之间、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协调。”王元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制定“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围绕调整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重考虑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把支撑和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主线，在科技布局的思路上、重点任务的确定上、关键技术的选择上做文章。具体包括，把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践、产生一批标志性产品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布局。

王元介绍说，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16个重大专项都会对目前的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新能源、大飞机制造等方面，会产生新兴的产业部类，对其他产业部类的带动性很强。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结构调整会产生明显影响。

国家已经公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实现的重要基础就是要逐渐形成一种技术体系、形成技术体系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标准以及由此提出的一些关键技术。在每一个产品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不同的技术选择，关键问题是怎样刺激市场的需求，由不同的投资主体选择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的技术。

王元表示，“我国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决定我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重要举措。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是“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还特别提出了科技惠及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前历次科技规划中有所忽视，在‘十二五’规划中被作为单独的部分突出出来。”王元说，这部分内容涉及国民健康、卫生、社会信息化、城镇化、绿色城镇建设、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城镇新能源、智能交通等。特别重要的是强调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在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方面的作用。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会有超过50%的人口进入城市，这就涉及到诸如城市带的科学规划等问题，包括交通线路的改变、城市缓冲带的建立、土地集约利用、组团布局等科学问题；同时还要考虑针对不同城市类型如巨大城市、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城镇的供水、供电、交通、垃圾处理等问题。另外，技术体系的建立和技术装备的研发，都是‘十二五’期间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王元告诉本刊记者，在“十一五”科技发展布局的基础上，“十二五”更多强调技术集成和技术体系的建立，还有绿色建筑问题，包括从建筑材料到建筑设计、采暖、通风、照明、安全系统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技术问题需要部署。如“十城万盏”(用LED做公共照明)、“十城千辆”(大规模推动清洁能源汽车)、“金太阳工程”等惠及民众的科技项目，‘十二五’期间会继续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