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即是内需市场

在建议降低外贸依存度的同时，梅新育表达了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看好预期，“中国国内市场已非常庞大，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大市场。”

事实上，关于提升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建议早已有之，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此种声音更大幅放大。关于此，相关决策部门亦频繁祭旗，比如通过消费金融公司为消费贷款，对节能产品进行消费补贴等。但是，内需提升依然难彰。

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原教育长李兴山教授向本刊记者表示，所谓市场需求，不仅包括购买需要，更包括购买力。当前，中国并不缺乏购买需要，真正缺乏的是购买力。而要提升购买力，则需要切实增加居民收入。

郑新立对此观点颇为认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甚至将其列为中国当前数个需调整的经济结构中的第一个。他认为，通过提高工资，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增加消费，是比较好的思路。它不仅将提高内需，而且有助于实现外贸收支的平衡，并弱化中国因外贸顺差较大而带来的通胀风险。

“根据经济学公式，外贸顺差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因此，随着消费的增加，消费和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就小了。同时，增强中国经济对进口的容量，可使中国更好地诠释“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郑新立表示。

事实上，随着2008年12月扩大内需政策的出台，国内有关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和福利水平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迟福林在这个计划中建议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翻一番，年均增长不低于15%；同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9.7%提高到50%左右。

对比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这一指标是60%～70%，个别发达国家甚至达到70%以上，如美国就达到了74%左右。

梅新育认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让全体居民合理分享发展果实的任务比以前更加迫切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总体趋势是劳动收入占收入分配份额下降，资本过度强势，这需要大力扭转。在他看来，毕竟普通居民收入增量中较大的份额会投向国内消费，这对本国产业发展拉动作用更大。

但是，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李兴山并不乐观。“首先在于认识上不统一，有关‘国富’‘民富’孰先孰后一直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各个经济主体均站在既得利益上看问题。”

事实上，“民穷”不仅影响到内需的提振，它同时加剧了中国诸多结构性问题。2009年，因4万亿投资带动，中国投资率上升至46%，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而消费率则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郑新立担心，“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意味着大量投资实现的生产能力会出现过剩，投资的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投资也难以回收，会形成不良资产。”

这会否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业内人士大多对此表示了忧虑。原因在于，中国产能过剩的现象本已明显。不仅是一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即便在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现象也已出现在多个领域。比如，一位权威部门官员曾向本刊记者透露，据调研发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所到之处不少地方都在做风力发电设备。目前，这一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高度关注。

“微笑曲线”两端风景独好

采访中，受访专家认为，一、二、三产业之间的结构问题，亦为当前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某种程度上，它关系到中国能否迎头赶上发达国家。

在分析中美经济实力差距时，郑新立结合三大产业的结构问题，为本刊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表示，在三大产业之中，当前，中国第三产业为GDP只贡献了43%，其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分别和世界平均水平差十多个百分点，和美国的77%、78%相比，则差距更远。仅从当前已突出显现的就业矛盾来看，中国就需改变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重点发展第三产业。

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则是，仍然和美国相比，2009年，中国一二产业和美国已不相上下。郑新立表示，中国第一产业比美国多产出了两千亿美元，第二产业比其少了三四千亿美元，综合二者，中国一二产业产出约比美国少一千亿美元。他同时预计，今年，中国一二产业的增加值有可能接近美国，2011年，则可能超越美国。但是，美国GDP总量约14万亿美元，而中国则只有约5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在GDP总量上的9万亿美元差距，就差在了第三产业上。

“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后，下个目标就是美国，”郑新立分析，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在第三产业上做出9万亿美元的增加值。在此方面，中国市场潜力极大，以金融产业为例，美国是2万多亿美元，而中国才只有800多亿美元。另外，在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审计、法律、咨询等方面，中国也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经济学的“微笑曲线”理论形象地说明了上述差距。按照这一理论，在生产领域，由于环节比较少，利润相对较小；但是，两端的研发和营销领域，其利润和增加值在总利润中的比例非常大。如果大多停留在中间的生产环节，不仅缺乏技术的支撑，也会缺乏市场销路，从而制约实体产业的发展。

中国目前在国际分工中的情况即如此。长期以来，产业大多停留在中间的实体产业。比如，广东、温州的一些工厂，本质上只能称之为“生产车间”，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因此有评论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业等于在为发达国家打工。

《瞭望》新闻周刊日前从权威部门了解到，2010年，中国进口最大的单一产品，并非石油，而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约耗资1200亿美元。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电信产品最大的生产国，但是，诸如CPU处理芯片之类的高技术含量产品，中国的研发能力极度欠缺。

另外，仅就三大产业中的第二产业来看，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已到了必要关口。据本刊调研数据，2008年，中国多晶硅的产能达2万吨，但是优质产能只有4000吨，在国内大量新增落后产能大量开工的同时，大量优质的多晶硅产品仍然需要依靠进口。

关于中国多晶硅落后产能的总量，有权威人士分析表示，“如果考虑到在建的和没建的，大概在2010年或2011年，多晶硅的产能将超过10万吨。”这一数字，比当前全球多晶硅产能还要大。

郑新立表示，当前，必须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改变以往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局面。

在此之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自主创新，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如将其放在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加以考量，这一战略更显紧迫。

受访专家认为，通过在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自主创新，东部可以在产业上走向更高的层次，其淘汰的一些相对落后的生产能力，则可转移至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从而改变当前“东富西贫”的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促进东中西部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产业升级，还可缓解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当前，由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不足，一些地方出现大学生和农民工争职位的现象，大学生很难用知识换取应有的收入。而收入无法提升，又加剧了内需提振乏力的现实，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进入恶性循环。

另外，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亦是中国打造完整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之必需。一般而言，产业链越是完整，其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经济的增长点就越广。

郑新立认为，通过引进技术的资金占整个技术研发资金投入的比重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技术对外依赖程度高达50%。权威专家表示，技术上的高度依赖，不仅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

冲破“中等收入陷阱”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郑新立表示，当前，中国正处于冲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如何做好功课，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20～30年的发展趋势。

他指出，一般来说，人均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间，总的来讲叫中等收入。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在收入向10000美元突破时，往往受困于内外压力而无法最终突围。典型的有拉美陷阱，也有东南亚国家陷阱。

他表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要达到4000美元，正处于应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宋泓表示，一些国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在于，整个经济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阶段转入的过程中，它的技术储备、企业的储备，还有人才等与政策相配套的一系列方面，储备(资源)不够。突出的表现在于在低端发展过程里面没有更多地支持国内企业和产业发展。

以引进外资为例，宋泓指出，一些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对技术引进没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导致外资一旦撤走，原先高端的生产基地又不具备生产高端产品的技术条件，这就仿佛处在一种“陷阱”中。“高端上不去，下也下不了多少，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

历史上，拉美国家之所以无法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支持国内本地的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东南亚也存在外资主导上的情况。宋泓认为，在产业发展的低端阶段，要通过引进外资对外开放，使国内产业逐渐成长积累起来以后，向下一步走的时候才有一个依靠。而当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技术能力达到了较高阶段，就需要进行海外扩张、建立自主品牌。

另外，内外环境也对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形成较大压力。就国内而言，宋泓认为，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国际低碳要求大环境下中国环保门槛的提高，均给原本就已受金融危机较大压力的中国企业再度加压。

基于此，宋泓表示，当前，为了提升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扩内需上，需要大力构建国内社会发展保障体系，其中万不能忽视的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与此同时，国民的收入如何随GDP而增长，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如何构建，农村发展过程中还有哪些需求需要进一步满足，均须有所谋划。“否则，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不确定性。”

国际上来看，宋泓指出，中国以往大规模、快速扩张的对外贸易，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包括个别国家“认定”中国为发达国家，本质上，均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例如，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进口资源品时，却承受着和发达国家一样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价格。

不仅如此，正处变局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为中国发展带来诸多变数。受访专家认为，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又要通过结构调整，加强内功，保持在一定区域范围的经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