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结构调整全发力

“十二五”结构调整的实质性进展，不仅能保证‘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大发展，还能构筑十年到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基础

“‘十二五’时期的特点和性质表现为，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未来十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最后十年，因此未来五年时间至关重要”，谈及“十二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中央提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这不仅事关“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更能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奠定基础。

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需要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跨越，既要解决持久发展的动力问题，也要解决质量提升的问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结构调整任重道远，需加大马力。”

即使各种结构性的矛盾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完全解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本刊记者表示，必须要把握好这一关键时期，“留给中国调结构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多了”。

“在‘十二五’时期，如果能够按照既定方向加速转型，不仅能大大地缓解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性，而且还将缓解国际经济的不平衡性”。胡鞍钢指出，“最重要的是，中国将在全球和亚洲转型中‘先行一步’，争取更加主动的机会、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明显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调结构进入攻坚期

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表述要求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被确立为“十五”计划的主线之一，但这一战略调整至今依然艰巨。

经济学家常修泽把此归咎于两个方面，一是旧的发展模式惯性运作。在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GDP挂帅，在追求量的增长的同时并没有注重发展质量的提高。

二是体制约束，缺乏结构调整的体制支撑。如节能减排，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硬性指标，对企业进行拉闸限电，诸如此类的短期行为只能交出一个“数字指标”，而不能取得长期的实效，一定时间内甚至可能出现大幅反弹。缺乏长效体制机制的引导和考核，经济结构调整要么难见成效，要么出现反复。

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看来，进展缓慢、成效不大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不仅需要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还涉及资金投入、技术进步、产业链、就业岗位等一系列问题，涉及范围广、利益调整复杂，因此，“推进难度较大”。

从国内背景来看，胡鞍钢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进入到所谓“改革疲劳期”，伴随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形成了改革的胶着状态。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各类要素价格迅速上升，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依靠大量出口国际市场维持高增长受到极大限制，各个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凝聚力下降，环境污染问题突出，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主动转型”，胡鞍钢指出。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辜胜阻分析认为，第一，欧美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全球经济模式会得到改变。

第二，全球经济由于世界经济再平衡、贸易保护、各国财政紧缩、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中长期会进入低速增长时期。

第三，世界金融体系、产业链结构将发生改变。同时，以绿色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正蓄势待发。

在此背景下，对于“十二五”期间的结构调整，张燕生认为，形势所逼将推动调结构真正取得实效。在他看来，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经过酝酿以及前期铺垫，从“十二五”时期开始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已经到了不做不行、十分迫切的地步。诸如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快速上升等因素，都预示着“中国的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要告一段落了”，而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就得作好应对未来竞争的准备，这些都是促使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逼迫性因素。

辜胜阻提醒，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面临众多“两难”问题，不仅要大力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紧迫性问题：

一是处理好收入分配改革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又要防止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影响企业发展。

二是处理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物价调控之间的关系，既要利用资源价格改革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又要运用财政政策提高低收入者的物价承受能力。

三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改革与出口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关系，既要利用人民币汇率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又要切实关注出口企业生存状况，为其提供调整过渡期。

四要处理好房地产调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要有效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又要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减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

五是处理好货币政策与其地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过快下行甚至出现二次探底。

五大结构调整奠定增长基石

在郑新立看来，“十二五”期间重点需要解决五大结构性问题。

需求结构。在众多的需求结构调整中，多位受访者一致把需求结构放在首位。甚至将其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张燕生认为，对整个“十二五”期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转变，需求结构的调整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要在经济增长动力引擎上，能够让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成为主要的动力。“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拉动，就会产生过度的产能，有过剩产能就要寻找市场，寻找市场就需要全局扩张，全局扩张就使得与世界的矛盾激化。”

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向内需的转变，郑新立认为有两个途径。一是内需与外需的平衡。通过提高工资，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增加消费。消费增加，加上投资，与储蓄的缺口就减少了，外贸收支自然就实现了平衡。同时，还能增强中国经济对进口的容量，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作用。这也是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意义。

二是投资和消费的平衡。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6%，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消费率则降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这样就意味着大量的投资实现的生产能力会出现过剩。可以通过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以实现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

对于需求结构的调整，辜胜阻建议，要通过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完善消费引导机制、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举措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预期。特别是在分配结构调整上，应着力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改变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现状。

产业结构。郑新立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国结构调整的第二大重点。产业结构上，就一二三产业来说，重点要发展第三产业，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局面。

权威人士为本刊分析指出，产业结构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是适应国际需求结构调整和国内消费升级新变化，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十二五”期间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部署：

一是改造提升制造业。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已经很大，在制造业行业分类的三十多个大类当中，已有半数以上的行业生产的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是制造业总体的水平还比较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十分迫切，提高的空间很大，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竞争力。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行业，改造提升消费性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

二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将着力推动一些重点领域跨越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示范基地。

“抓住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就抓住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牛鼻子”，张燕生表示，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抓手。

三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需求潜力，但是由于发展长期滞后，服务业对拉动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带动消费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要把推动服务业发展作为产业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把发展服务业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扩大就业紧密地结合起来。

生产要素结构。辜胜阻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低价工业化”模式，使得我国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陷入了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对创新缺乏动力，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受控于人。

郑新立坦言，现在我国对国外的技术依赖达到50%，即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占整个技术研发资金的一半，迫切需要通过技术研发来提升自身的水平。

还要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提高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管理上的落后比技术上的落后程度还要严重。

张燕生认为，从现实来看，目前面临着企业技术能力十分薄弱，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仍然非常薄弱，招商引资想用市场换技术得到技术的直接外力效果十分薄弱，这决定了从模仿要素投入支撑转变到要素增长率支撑的增长是十分重要、严峻、艰难的调整过程。

城乡结构。权威人士表示，针对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继续落实一体化，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机制来带动农村的发展，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

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需要解决“人往哪里去”和“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辜胜阻认为，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大都市圈，壮大一批中小城市等手段解决前者；而后者可以通过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解决。此外需要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推进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针对已经破冰的户籍制度改革，郑新立表示，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已经放开了户籍限制，但多数城市未放开，在“十二五”期间一定要有突破。对此，中央提出的思路是，发展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提高其容纳能力和城市化水平。另外要发展城市群，通过城市群来解决大城市房价高、生活成本高这一矛盾。在大城市周围发展一些中小城市，缓解大城市的矛盾。

郑新立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化有小城市和小城镇扩容为主的城市化、发展城市群的城市化、发达地区的就地城市化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同时推进，实行城乡一体化，真正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时推进。

区域结构。针对区域结构的调整，郑新立认为，“十一五“期间已经提供了比较好的经验，即利用四个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十二五”应该继续使用。

一是市场机制。中西部地区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和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来加快自己的发展，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二是合作机制，加强大宗商品地区间的合作。政府牵线，企业为主体。西部有资源，东部有市场，需要加强东西部之间的合作。

三是互助机制。抗震救灾以及对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对口支援即为此类。

四是扶持机制。通过加大财政资金转移支付力度，来支持中西部发展。

四大机制外，主体功能区战略也将在“十二五”期间实施。未来5年，如果这五大结构调整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能保证‘十二五’期间经济的大发展，还能保证十年到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基础”，郑新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