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网络

　　这时的单位，相当于一个全功能的封闭小社会，以单位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奖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单位制度体系。个人几乎不可能从单位以外获得资源。

　　每逢春节，工会主席老刘都很忙——准备和分发员工大礼包。虽不过是些南北货、炒货，但员工盼着呢。而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周邈，关心的不是礼包是红包，红包的大小决定他接下来是欧洲游还是东南亚游；“90后”陆恬更干脆，自去年年底，她就在网页上宣布——业务暂停，“云游”去了，因为没有单位管着她。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四条带鱼的幸福”，曾流传甚广：在做了多年临时工后，他终于在1997年的春节，领到了电视台发的福利——四条带鱼，从此成为一个有单位的人。四条带鱼的背后，是一种身份的确认。曾经有很多人与孟非一样，渴望进入一家单位，终老一生。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20年，孟非的幸福不再是人们的共同追求。

　　作为社会重要细胞的“单位”，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中国式单位萌芽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成型于50年代，强化、巩固并扩大于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渐趋弱化并日渐式微，而到了新世纪，单位的结构、与人的关联等，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人与单位，一个多甲子的彼此嵌入，有说不尽的故事、理不清的情愫。一部单位史，掺杂着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个体生命历程与体制、制度变迁的复杂交互，是时代投射在人们身上的光影。

　　四条带鱼的幸福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曾经与大家分享他的“四条带鱼的幸福”：在做了多年临时工后，他终于在1997年的春节，领到了电视台发的福利——四条带鱼，从此成为一个有单位的人。

　　一个有单位的人，这样的身份曾经是那样的重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城市里的生产，把城市里的消费人口变成生产人口，政府迅速建立起以单位组织为核心的新的体制、组织和制度，以此来高效集中和有效使用当时极为有限的资源，并希望依靠这种严密的制度设计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彼时的单位包括公有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与家庭一样，单位成为了社会的基本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位的重要性甚至胜过了家庭，因为一个人只有进入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养家糊口。

　　刚开始，由于劳动力紧缺，凡具劳动能力的，要进入一家单位并不难。城乡之间也可自由流动，很多人离乡在城里打工。

　　但很快，情势逆转，单位变得稀缺起来，没有那么多单位吸纳城里的就业人口。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之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在城里工作的离乡人必须做出选择：继续留在工厂单位里，还是返乡。那时，做一个单位人，即在计划时期单位组织工作场所内生产和生活的职业工作者，还没有成为上海人一生最大的理想，反而有不少人，像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教授章友德的祖辈们那样，选择了离沪返乡。

　　但是，返乡的人们很快就后悔了，因为单位的逐渐强大，强大到可以包揽职工的人生：从住房、医疗、养老到食堂、澡堂、幼儿园，从提供上下班的交通车辆、采办年货到安置职工子女就业，单位变成了一个全能的小社会。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更夸张，不仅设有派出所，竟然还有火葬场。不仅是职工本人，只要单位效益还不错，就连职工家属的生老病死，也都有了保障。

　　老张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托了很多关系，辗转多日终于把我弄进去了。第一天上班，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觉自己这辈子有靠山了。”50多年后的今天，忆起当年，老张仍难掩喜色。

　　老张毫不掩饰对单位的热爱。“单位给了我一切，工资、职称、房子、地位、名声，甚至还有老婆。”老张自称，身高只有165厘米的他，当年完全是凭着这个好单位才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妻子。

　　他和妻子一结婚，单位就给了一间宿舍，虽然煤卫都是合用的，但已经让亲戚朋友们艳羡不已。后来又分到了煤卫独用的一室户，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单位还给他换了两室户。儿子高中毕业后，工作难找，老张便办了“早退”手续，把位子腾出来给儿子。这是典型的“儿子顶替老子”，在当时十分普遍，北京一家大型博物馆，曾经有过一家16口人同一单位的案例。老张儿子结婚时，单位又增配了一间房。“从房子这样的大事，到报销医药费、组织旅游、年终发礼包这样的小事，我对单位充满感激。”

　　这时的单位，相当于一个全功能的封闭小社会，以单位工资制度、福利制度、奖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子女接班制度等为内容，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单位制度体系。所有的资源，包括收入、住房等物质性资源和奖励、晋级、升职等精神性资源，都由国家通过单位来配置。个人几乎不可能从单位以外获得。

　　可以想见，为了进这样的“人生保险箱”，会上演多少人间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