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里短间的人情冷暖

　　刚退休那阵子，老张非常不适应，常常早起，梳洗打扮好后才想起，原来自己不用上班了。

　　老一辈人对单位的眷恋，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很不能理解。“80后”柳伊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每月15日，单位食堂总是人满为患，因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通常都在这一天搞活动。“我们单位在郊区，不少老同志来一次几乎要横穿整个上海市，可即使刮风下雨，他们也照来不误。”其实，所谓活动，也就是食堂吃顿免费午餐，彼此见面絮叨几句，偶尔发些小礼品。

　　但再小的东西，因为是单位发的，即使有人嘴上嫌弃，却是万万不肯少他一份的。退休前的老钱，每次拎着单位发的一袋米、一桶油回家，总是特别神气。为此，还曾闹过笑话。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碰到楼上邻居，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老钱随口就问：哟，单位发啥好东西了？说完才发现，对方是出来倒垃圾的。

　　当然，发生在单位空间里的，并非都是浓情蜜意。从单位关系出发，正式的权力关系、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及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重叠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了单位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几乎所有的单位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了单位内部人际关系的漩涡。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成为“单位人”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内容。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曾集中出现过一批审视单位人际关系的文学作品。这些小说镜像般地展现了“单位人”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小说《机关无故事》其实故事多多，它通过办公室卫生值日制度，反映了机关平淡如水的生活背后，蛛网一样复杂的人际关系。小说只有四个人物：古广清、姜军、章亚和刘金仁。姜军洞察官场游戏规则，对领导古广清谄媚逢迎，投其所好，终于抢在其他人之前入党提干，从此春风得意，而学有专长的章亚和刘金仁虽然敬业正直，却一无所获。为什么会这样？姜军自己作了“交代”：“要想在单位里一帆风顺，首先必须处理好自己和单位领导的关系，不仅不能违背领导的意旨，更要讨领导的欢心和赏识。无论领导对错与否，首要的是三缄其口，做一个顺民，甚至奉承溜须。”

　　尽管如此，在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眼里，当年作为单位的工厂，和今天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工厂相比，仍然更具温度。今天，工厂就是生产单位，人际关系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在那些南方的大型工厂里，打工者在离开工厂后或许还有一些个人交往，但在工厂内部，却很难发展彼此的关系，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被生产过程控制了。而在过去的单位工厂里，既有各种权力之争和利益纠葛，却也包含了更多的横向关系。张家长李家短，未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温度。

　　在其新作《颠倒》中，汪晖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自己在工厂的经验。他被分配到一家无线电厂，车间工人来自一个被解散的越剧团，越剧没有男演员，汪晖的师傅们全是漂亮的女演员。工余，她们坐在一块谈的不是丈夫就是婆婆，有摩擦，也有温情。“而今天的我们，被生产过程所塑造，生产和商品关系渗透到了整个人际关系中。”

　　主动与被动地离开

　　“我再干几年，也会一样的，对于个体生命体验来说，几乎是一张白纸，或者说在这里即使工作几十年，不过是一天的重复。”

　　这段话选自以“单位人”为描述对象的小说《风雪夜归人》。在单位这座围城里，弥漫的是死水一般凝滞颓废的气息，流水线的工作程序单调乏味、机械重复，让生活其中的人日益麻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单位体制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集中起来，有其历史必然性。然而，当时间进入上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单位体制日益臃肿不灵。一方面，单位高度依赖于国家对钱财物的配给，亏损了自有国家补贴。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相反，单位是“不死”的。另一方面，个人高度依赖于单位，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平均主义盛行，多干未必多得，也不能随便开除那些消极怠工、调皮捣蛋的人。

　　铁饭碗，大锅饭；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单位就像一个对孩子无限溺爱的家长，严重妨碍了孩子的成长。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全国30个城市的居民作抽样问卷调查时，对单位的高度依赖依然存在。问题之一是：“对下列题目，您是否认为单位应该对您负责？”被调查的98％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医疗保险，97％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退休保险，92％的人认为单位应负责住房。认为单位应提供生活服务、调解纠纷、安排子女上学就业的，分别占到了87％、86%、82%。在今天看来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45％的人认为，单位应该负责处理职工的婚姻问题。

　　但其实，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铁板一块的单位，开始出现了裂缝。

　　经历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70年代年末的中国经济，国有或国营所有制占比75%，集体所有制占比25%，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非公经济的存在。三中全会后，安徽小岗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撬开了公有制的一条缝，针对要不要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形成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废除。农村的改革对城市如何破题提供了启示，而城市的改革即是从工厂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成为工厂承包者的文学代言人。

　　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在进一步深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被肯定，使得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呈现燎原之势，于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星期六工程师”群体——平日里在单位上班，拿着36元的平均工资；星期六则被请到江浙一带，为乡镇企业做技术指导，月入数百。

　　人群中有更勇敢者，主动跨出单位大门，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下海”，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下海者中有返城知青开烟纸店、小吃店的，有工程师去中关村摆摊卖电脑的，还有文化人做起了“文化个体户”……这些“没有单位的人”，让旁人咋舌，他们却活在自己的精彩里。

　　并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是义无反顾的。机关干部张行在刚辞职经商的那阵子，总爱回原单位找昔日同事聊天，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支持。有些家庭则选择“一家两制”的稳妥策略：夫妻一方脱离单位下海挣钱，另一方继续留在单位序列中享受国家的种种福利。离开单位、专注于文学创作的许青就曾这么干过。他说，自己当年虽然没依没靠，但还是能拿着爱人单位的“三联单”去看病。不仅如此，在那个风云初起的特殊时期，还曾有过一种特殊政策——留职停薪，可见“我心之摇摆”。

　　“是要出去了，不是离开落城，而是离开自己。”小说《出去》中的“马老师”如是说。“出去”是一种运动的姿态：挣脱单位的规制，舒展自己的手脚。

　　当然，并非所有的“出去”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作为新名词的“下岗”，转瞬成为热词，惊醒了数千万人的单位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