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０日电（记者袁汝婷、李亚楠）“１５厘米的进水管，２５厘米的出水管，水池里怎么可能有水呢？永远是干的。”说起学校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乡村小学校长老韩十分头疼。

　　尽管国家对乡村教育的投入逐年增长，但是仍然有些地方不如人意，新华社记者在调研中就发现了这样一位也许并非个例的乡村校长——老韩，一位一年到头四处筹钱的“愁”钱校长。他管理的寄宿制乡村小学，位于武陵山扶贫片区内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多年来一直负债运营。

　　经费少盘子大

　　老韩管理的是一所乡镇完全小学，6个年级，２０１４年一共７２２个学生，在编教职工６０人。

　　多少学生，意味着学校有多少教育公用经费。２０１４年中央财政上调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中西部小学年生均６００元。

　　每个学生６００元，还得减去县教育局统筹使用的１０％仪器费。“６００乘以９０％，再乘以７２２，等于３８９８８０”，老韩一口气算出这笔账，掰着手指头，没用计算器，却精确到了个位数，“因为这个数字每天都在脑子里打转，得精打细算”。

　　精打细算是因为“盘子太大了”－－７２２个学生６０位教职工，这是一个严重超编的数字。

　　依据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农村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例（师生比）标准是１：２３。在老韩的学校里，这一比例约是１：１２。

　　严重超编，首先是农村空心化的结果－－物质条件的改善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带孩子进城上学以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城乡教育质量“剪刀差”的客观存在，更导致农村学生大量流失。“我们乡这两年大概有一半的孩子去了城里上学。学生少了，但在编的老师没法清退。”

　　严重超编，也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年纪大的、生病的都提前内退了。现在由于有要求，在职不在岗的又都清理了回来。”老韩说，除此以外，学校位于县城和山村之间的郊区，进不了城又不愿上山的老师，多年来积聚在此，形成了膨胀的“夹心层”。

　　这些老师平均年龄超过５０岁，有的离开教学岗位多年，有的身患疾病、残疾，难以胜任教学工作。

　　“６０个人，上课的只有４０几个。为了给其他人安排工作，我们学校现在有５个保安，还有人专门管牛奶，搞印刷。”老韩说，“虽然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闲人，但清闲的工作还是引来一些老师不满。”

　　人多了，福利待遇、办公经费、取暖费、差旅费、水电费、培训费等各项支出自然水涨船高。

　　老韩说，假设按照１：２３的师生比，公用经费方可恰好维持学校运转，“如今还差得很远”。

　　钱不够校长凑

　　更让老韩发愁的是，多一个编制，就多一个缺口。

　　依据公积金管理条例，教师的公积金由财政部门核定收支后，在预算或者费用中列支。然而，老韩学校所在的国家级贫困县，至今仍是举步艰难的“吃饭财政”，很难足额拿出这笔钱。

　　“２０１２开始，学校才通过自筹为每个教职工保障了每个月５０块的公积金。到２０１４年，县财政才开始保障部分公积金。”老韩无奈地说。

　　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５％”。

　　这一规定，在这所学校所在的国贫县是“缩水”执行的－－教师公积金按照５％最低比例缴纳。由于财政困难，县里只保障基本工资的５％，剩下的部分，也就是月平均工资减去基本工资的计数部分，需要各学校自筹。

　　“公务员和其他单位都是以平均工资总额为基数。所以剩下的５％不筹不行啊，老师们觉得不公平。”老韩说，尽管如此，老师们每月住房公积金也仅100余元。

　　除了住房公积金，学校自筹的钱还有医保门诊费、教师补贴等，平均算下来，每个老师一年大约需要２０００元。

　　６０个教职工，“补缺口”的公积金加上杂七杂八的保险、补贴费，需要１２万元。依照规定，教育公用经费是不得用于人员经费的。换言之，这１２万元涉及教师基本保障的钱，老韩得自个儿想办法筹。

　　“就这，我都使出吃奶的劲儿了。如果按本地最高比例１２％缴公积金，我就得卖教学楼。”老韩说。

　　“挤一点，挪一点，讨一点”

　　无论是严重超编下的运转经费，还是学校自筹“补缺口”的工资，都不是最让老韩发愁的。

　　最大的“愁”，是硬着头皮替政府“开口子”的政策和摊派的任务“买单”。

　　２０１４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全县公务员、事业单位等进行年终绩效考核。

　　问题来了——县委县政府规定，年终绩效考核评定一、二、三档，各单位发放相应等级的年终绩效奖励，但是，人均数千元的绩效奖奖金，需要各单位自筹。

　　２０１４年，老韩的学校年终考核绩效对应奖金是每人４０００元。这意味着，他得想办法自筹２４万元奖金。“公用经费不能用，食堂赚利润又违规，这么大一笔钱，我从哪儿变出来？”

　　不发是不行的。政府宣布了年终绩效考核评比结果，不少有创收效益的事业单位、稍富裕的乡镇政府都“各显神通”筹钱发了绩效奖，消息不胫而走。“人家都有，老师没有？期末考试老师连阅卷都不肯了”。

　　这并不是老韩一个人面临的问题，县里几乎所有农村校长都面临着“政府请客，学校买单”的尴尬困境——

　　作为公益性的、不创收的事业单位，贫困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几乎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自筹”数十万元的年终绩效奖金。

　　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这样一笔从天而降、不得不发的“发钱任务”，不少校长为了教师队伍的稳定，选择了明显违规的做法——先挪公用经费、再“寅吃卯粮”赊欠下一年的公用经费。另一方面，同样缺钱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因为别无他法，对此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样需要硬着头皮“买单”的，还有沉重的摊派任务。老韩举例，学校每年都接到从上而下一级级摊派的报刊订阅指标，要求每个老师缴费订阅，“怨声载道，到最后还是学校想办法凑钱完成任务”。

　　该县教育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愁”钱校长老韩，甚至还不是县里财务最困难的农村校长，他管理的学校财务状况“处于中等偏上”。

　　事实上，这样的“愁”钱窘境，在记者走访的河南、湖南等地都不同程度存在。

　　这么多校长都在“愁”钱，钱到底是怎么筹来的？

　　答案复杂又心酸。记者走访中，一位基层教育干部坦言，绝大多数农村校长筹钱的办法是“挤一点，挪一点，讨一点”－－学前教育经费结余里挤一部分，公用经费里挪一部分，社会捐赠里“讨”一部分。

　　“农村校长很多时候就是‘讨钱’校长。当上了，就开始‘愁’钱又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