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0日和2015年1月8日，我的两位导师瞿葆奎先生和黄济先生相继逝世，令我像断了精神的脐带。总结两位先生的精神和学术遗产，是一件庞大的事情，此处仅回忆在两位先生处受教的点滴。

　　我199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黄济先生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1995年硕士毕业时，我本想继续跟随黄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但学校一刀切，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和认定的前三批博士生导师70岁退休，后两批65岁退休（当时博士生导师是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和认定的），以致当年北师大没有老师招收教育学原理方向的博士生。黄先生得知我想继续深造的意愿后，遂推荐我报考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9月，我开始跟随瞿葆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得受教于教育学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先生。

　　两位先生是挚友，相交60余年，2011年同被教育部授予教育研究终生成就奖。每次去看黄先生，他都会向我讲起瞿先生，有时还将他们的通信复印给我。黄先生长瞿先生两岁，瞿先生称黄先生“济兄”；黄先生给瞿先生信中说，“葆奎与我，兄弟也。”退休前，两位先生共参一会，居必一室，推心畅谈以致深夜不眠，似成定例，同辈教育学人皆知。

　　然而，两位先生性格鲜明且迥异。黄先生是山东即墨人，瞿先生是江苏宜兴人，他们极好地代表了南北两种性格。黄先生敦厚，瞿先生精致；黄先生谦和，瞿先生犀利。

　　在跟随黄先生读书期间，有同学说，黄先生的学生总是阳光和有个性的，因为黄先生从不压制学生的想法。黄先生曾跟我说，面对学生，他有时会不知所措，就像一棵树，长出了一枚侧芽，是不是要去除？说不定它会长成伟岸的树干，结出丰硕的果实呢！但教师要像懒惰的园丁，让每棵树疯长吗？那么教师的责任呢？这确是每一位深思的教育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如果一个教育者自己从不会被类似问题困扰，则要么是一位伪教育家，要么不够坦诚，怯于在人前承认自己的困扰。

　　瞿先生对学生既严格，又十分讲究方式。大约1996年年中，与瞿先生讨论毕业论文选题，他说他正组织编写一套“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问我能不能将毕业论文选题与这套丛书结合起来。我当时没有深想，说我自己对“分支学科丛书”没有思考，怕做不好，他便没有坚持。过一段时间，瞿先生又对我提起参加“分支学科丛书”工作的事情，我又用类似的理由搪塞了。毕业之后，2000年元旦，我打电话给先生祝贺新年，他又跟我说是不是可以参加“分支学科丛书”工作，我猛然意识到，瞿先生让我参与这件事，从一开始，便不是随意说说！在瞿先生催促下，我选择做了“教育政治学”。

　　然而，隐藏在两位先生不同性格背后的，是他们对真理的相同追求和坚持。两位先生将他们的生命献给了教育学，献给了学生，献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有一次去黄先生家里，见他余怒未消，他绝少这样。问了才知，有关部门评一个奖项，过程和结果受多方指责，组织者想请黄先生写一篇推荐获奖成果的文章，以表达对评审结果的支持，他当即严词拒绝。黄先生对我说，“可以不让我说话，但要说话，必是真话”。坚持说真话不易，1950年代，在全国跟随苏联批判儿童心理学的时候，黄先生“不识时务”地替这个学科说了几句话，竟差点被打成“右派”。

　　瞿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和一丝不苟，在同行中是有口皆碑的。有两件事情，黄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说起。黄先生曾在一个文献中讲到清末的癸卯学制公布时间是1903年。这个学制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廿六日公布的，而光绪二十九年横跨公历1903年和1904年。中国当时以农历纪年，农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廿六日已是公历1904年1月13日。看到黄先生的文献，瞿先生专门写信给黄先生指出疏漏，黄先生回信感谢。另一件事情，黄先生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发表一篇题为“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的论文，文中他强调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劳动教育应列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瞿先生认为，劳动教育非常重要，但在逻辑上，对体育、智育、德育、美育来说，劳动教育是另一个类别、另一个层次的教育，不应与其他“四育”并列。他给黄先生写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来，这封信被修改成一篇题为“劳动教育应与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并列？——答黄济教授”的文章，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3期。文章结尾说，“黄济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学家，德艺双馨。然‘学问乃千秋事’，又不可不辨。吾爱吾兄，吾更爱教育学。于是我爱之也深，责之也切。在学术探索上，也就坦荡放达了。”在真理问题上，瞿先生既知必言，言之必尽，不容半点妥协。

　　……

　　从网上看到一种说法，黄先生是天生的一好人，瞿先生是后天修来的一好人。此言差矣！离开后天修炼，谁能成为真正的好人？没有一颗质朴和纯洁的心灵，又何以修成好人？

　　（作者为汕头大学特聘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