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样的供需差距能有多大呢？

陈：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讲，那么我们学校这方面的现有的能够提供的人才，和找到我希望能够帮他们做翻译的，包括中宣部啊，包括其他各个部门，大体上如果估计一个数的话，我估计找我的4个人也只能落实1个人吧。这个我记得，现在国家外文局的黄友义局长好像做过一个统计，说我们国家现在真正能够翻译重要的著作文献方面，最后能够定稿的人才也就不足百人，在中国不足百人。能够拿来以后最后我都能够非常自信地就说帮你翻译一个稿子的话没问题，定稿了，这样的人才，终审定稿的人才不足百人。这样的需求和供给的差距就太大了。所以说现在中国缺少翻译家，实际上我们真正作为一个翻译家要求是很高的，我们培养的话就是尽快要把这个缺口补上。当然我们讲翻译实际很大程度上既有培养方面的原因，还需要大量的实践才行。只不过我们原来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需求一下子井喷式的增加，现在在这一方面，需要我们尽快能够赶上。

记者：我们很多文学作品在许多国际大奖之中总是擦肩而过，我听说跟我们这个翻译也有一定关系，外国人并不能够特别准确地领会我们翻译过去的文学作品。

陈：对，当然最理想的是，我们中国的作家既能够用中文写得很漂亮，也能够直接用外文写得很漂亮，这当然是最好的啦。我们讲这是属于在中西方两个文化平台上能够自由转换的人才，或者叫做学贯中西的人才。这样的人才现在确实是少了，这些少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与外面的世界是封闭的，我们没办法派出一大批的学子到海外去读书或者去海外去进修，所以现在我们比较有分量的大作家都是在那个时候错过了那样的历史机缘而造成的，现在我们只能靠翻译来解决，翻译的话确实在表现力上，靠别人来帮你翻译过去的话，要达到“达”的程度就不太容易了，你还要达到“雅”，那就要求太高了，确实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当然我们希望再过一些年，如果汉语要是能够作为国际评审的标准的话，我们获奖的就更多了。

记者：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北外的自身特色，我在网上了解到现在很多学生对北外的公共外交课很感兴趣，这其实也是跟您刚才提到的复合型人才有一定的关系，您能不能谈一谈北外在公共外交的教学设置上有哪些特点，特别使他们可能跟实际的时间联系得更紧密些，在实践中让学生体会外交的艺术。

陈：北外培养的在传统上主要是政府的和政党外交的人才，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国，实际上整个外交是两手都硬的，在官方外交以外还需要公共外交，这两个两手都硬，两手之间能够达到一个良性的配合，这是一个大国必不可少的，所以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问题，所以北外呼应这种需求，在去年的8月份率先在中国大学里成立了第一家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想响应号召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北外的学科特色，因为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北外实际上有很多培养出来的人才没有到政府工作，实际上已经在从事着公共外交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