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那年，我没有听从父亲的话，去工厂当女工，而是去了附近的一间小学当临时教员。我断断续续教了很长时间的书，从家庭教师、临时教员、代课老师到正式教员，然后又回到当家庭教师、兼职老师，以致身边的许多朋友都称呼我为“林老师”。

　　在中国上学的几年，我开始了在这里的打工生涯。就像过去一样，我轻易地就找到了几份辅导英文或中文的兼职，每个周末从我那破旧、令人沮丧的住所穿梭到城里的富人区，绞尽脑汁给我的那些学生上课。在学生家的时候，我会经常低头看脚下的木地板，羡慕那些能每天踩在如此温暖、富有韵味的木地板上的人们。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学会分辨劣质地板和优质地板之间的区别。

　　我的第一对学生是来自香港的一对兄妹。哥哥温文尔雅，也聪明绝顶，据说他两岁时就会独自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书，直到他的母亲早晨从睡梦中醒来时才将他抱离椅子。妹妹和哥哥不一样，喜欢画画和编手链，卧室的墙上贴满了她的画，书桌上和墙角处经常能看到色彩缤纷的珠子和水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很快他们一家就和我周围的一些外国人一样，在雾霾还没来到以前就离开北国了。

　　我有一个学生，他的母亲总是在我们上课时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一边翻杂志，一边听我讲课。这位母亲有着典型亚洲虎妈的性格，不会因为在大庭广众辱骂孩子而觉得难为情，她和后来的几个亚洲家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永远精力充沛，也有着一双听力出奇灵敏的耳朵。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学生再次因为分神而错过了我的一道问题，那位精力旺盛的母亲像一匹受惊的母骡般从卧室跑出来，恶狠狠地骂了我的学生一顿。结果我那可怜的学生还是永远地错过了我的那个问题，接下来的几天，他游戏的权利还被剥夺走，他被迫暂时告别他的游戏机和堆积如山的乐高积木。

　　和我相处时间最长，也最刻骨铭心的是一个自闭症男孩。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四岁，却只能说一两个粤语和英语单词。但他却有着令人惊喜的数学天分和建筑细胞，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算出一个三位数的二次方，而且永远准确无误。这个男孩和他的家庭很快就和我建立起微妙而深厚的联系，他们一家曾经几度慷慨地帮助我渡过经济上的难关。

　　我的家教生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父母偶尔会对我的工作忧心忡忡，给我提出各种建议，他们希望我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到随便一所学校教书或像他们的大女儿那样经营自己的辅导中心。在他们看来，那才是有保障的工作，我的生活过于奔波，而且终究还是毫无意义的。后来我确实很幸运地找到了唯一一份在国际学校教中文的全职工作，从此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很快我就辞职了。在我下定决心离开那所学校之前，我在开往学校的班车上有过两次令我永远不会忘怀的经历。其中一次是在班车即将开进校门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和其他人都像是一群正在被送往集中营的囚徒，而所有人却对此几乎全然漠视。从前的那种恶心的感觉再次回来，我无处逃遁。

　　如此的恶心感觉还出现过几次，它们也都成了我告别一段生活的前奏，宛若笼中鸟的歌唱，哀婉却无疑充满力量。

　　我的荒诞经验教会我明白挣钱最快也最多的工作往往未必是最令人愉悦的。和周围一些来自小语种国家的人一样，我曾经也接过许多校对手机软件的马来文的工作。那些公司付给我们优渥的报酬，却也加深了我对电子产品的恐惧及随之引起的焦虑感。有一次，一家公司让我去了他们在城西的办公室工作，我在那里待了一整个白天，日落时分和那些朝九晚五的白领一起走出那座庞大的钢筋水泥建筑。一路上，我的右手一直处于毫无知觉的可怕状态，那是由于长时间敲键盘而造成的。我小心翼翼地用左手护着刚领到的几百块钱，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能回到那里。

　　在像了断一段爱情那样决定告别全职的教书生涯以前，我曾天真地对不同的人说出我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一次的通话中，我对在电话另一头的父母提起这个念头。母亲的第一个反应是究竟会不会有人买我的书。当时我其实很想告诉她，写小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而我的生活却永远都有处理不完的繁琐事情，我很可能就此将青春和生命葬送在这个念头之中。但很快我便振作起来，以一种惯有的欢快、自信的语调对她说：“小说家可以很富裕，甚至富裕到能够买下岛上的大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