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韩宝林老人的纪实文学，在2014年曾于本报登载过，其语言质朴、描述细致，加上有历史距离感，让人感到颇具可读性和趣味性。《书海遨游》以另一个角度，写出了他在数十年如一日地淘书、藏书的劳顿中，所经历的各种事情、人物的百味杂陈，也令人感到作者对文化的挚爱与追求。《书海遨游》内蕴厚重，读来颇为有趣。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以飨读者。

　　一、“私塾”记忆

　　我生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岁入学本村私塾，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

　　现在念过私塾的人可能已经不多了，我曾读过一年多。那时，我念书的学堂（即学校）在武清韩家营村西的大庙里。当时大庙的香火已不再旺盛，上香的人几乎绝迹，庙里也只剩下两个和尚在“坚守岗位”。大概是村里公议吧，人们把大庙三间西配殿的泥塑佛像挪到别处，两间房里摆上桌凳是学生的课堂，另一间是先生（即老师）的办公室。先生只有一位，是本村的秀才，论起来还是我的远房亲戚，他高高瘦瘦、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大约30多岁。我父母称他为“文秀二爷”。二爷不但能教书，还会看病。给我看过两次病：一次是我小时候，忘记患什么病了，他给治好了；一次是我到天津上中学时患了一种怪病，总饿，一天得吃七、八次。二爷说是“三消病”，也给治好了。我的名字就是第一天父亲送我去学堂时，二爷给起的。

　　当时读书的情景，难忘的有几件趣事。

　　第一件事。当时先生采取的是“因材施教”的方法，他根据学生的天赋高低确定学生的学习内容。比如，一般天资的学生一天学两句，天资好的学生一天学四句、六句，差些的一天学一句，更差些的一天只学半句或一两个字。我的一位远房五叔由于太笨，两三天才学两个字，有时还背不下来，经常吃板子（打手心）。30多年过去后再见面时，他竟当了一个不大不小工厂的劳资教育科科长。

　　第二件事。学生在课堂念书的情景，也很有趣。由于只有两间课堂，五六十个学生分在两边，学生学的内容不同，有的学《三字经》，有的学《百家姓》，有的学《弟子规》，同时学一本书的，进度也不一样。先生要求学生大声朗读，而且要一字一字地拉长声调，还得有抑扬顿挫，这下可热闹了。学生们你念你的，我念我的，有高有低时快时慢，参差不齐音调不一，简直是癞蛤蟆吵坑乱成一片。奇怪的是学生之间竟然谁也不影响谁，个个坐得笔直，人人摇头晃脑，上身还左右摇摆，那情景现在想起来还眼晕。

　　第三件事。学生学习新句之前，要把以前所学的内容从第一句起向老师当面背诵出来。或者，老师从中选择一句，让学生接着往下背，背诵合格后才可学新句，背诵不出则再读再背，三次背不出就要“吃板子”了。说起“吃板子”也很有意思，一根长长的、薄薄的木板，老师右手握住木板一头，木板另一头上有一小孔，被打的学生伸出小手，老师左手握住学生手指尖，扬起木板，向学生手心打下去，木板上的小孔把学生手心肉带起，增加疼痛感。根据情况，老师会打一板、两板、或三、五板、七八板，挨打后有时学生跑去找凉水冲洗红肿的手心减痛。我虽没因读书、背书挨打，只是因用小刀刻划书桌而挨了三下，也算是尝着了手心挨打的滋味。

　　第四件事。学生在初期学习时，只是老师教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然后自己去背书。至于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先生并不给学生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等学到一定程度先生才给讲解字、句的意思，这叫“开讲”。那时读的《论语》、《孟子》等书都没有标点符号和“上平去入”四声，学生不会断句，分不清从哪儿到哪儿是一句。到一定时候，先生才用朱砂笔在书上标出圈圈点点的符号，这叫“点书”。我那时学完了几本启蒙书，才开始学《论语》，先生刚开始给我“开讲”“点书”，父亲就让我到天津上小学了，“私塾生涯”从此结束。

　　回忆这些往事我有很多感慨，我觉得私塾阶段的学习，奠定了我的文化基础，也为之后我走上藏书之路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