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就广州同文馆办学事宜提交的奏折。

19世纪后期广州翻译的形象。

李鸿章是促成广州同文馆开办的重臣之一。

　　洋教习一年收入千两白银 在校生“膏火银”全城少有

　　西洋教习，年入白银1200两，另有纸墨银补贴192两，一年的报酬就能买三四套独立院落；汉文教习，年入480两，另有纸墨银补贴48两；学生最初每月发给3两银子的生活补贴，后来一路蹿升至12两……看了这些数字，读者你会不会很好奇，这是哪里的学校？出手为何如此大方？其实，这一系列让人咋舌的数字，都来自于岭南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广州同文馆的章程。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广州同文馆在数十年的办学期间从未差过钱，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影响近代历史走向的大师级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出自广州同文馆门下。一直不差钱，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影响力，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今天的人们又可以吸取哪些教训？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史料，寻找答案吧。

　　采写/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

　　创办缘起

　　通事油滑洋人狡诈

　　自办学堂培养翻译

　　广州同文馆创办的缘起，当然与19世纪后期外语人才紧缺有关。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之前，朝廷深恐“夷文夷字”败坏道德人心，所以严禁百姓学习，谁学了谁就要吃牢饭。国门被轰开之后，官方开始被迫跟洋人打交道了，但手头几乎没有懂外语的人可用。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他费尽周折，才请到了几个向传教士学过英文的读书人为他翻译各种资料；朝中大员琦善受命南下办理“夷务”时，找的翻译居然是只懂几个英文字的乡间地痞，可见懂外语的人在当时有多奇缺了。

　　懂外语的人无比稀缺，但对外语人才的需要却迫在眉睫。1858年6月签署的《天津条约》规定，以后英国文书都以英语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等中国派学生学习英文之后，就不再配送汉文，对文字有争议的地方，也以英文为准；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允许外国使团在首都驻扎。那时，官方没有精通外语的“自己人”可用，与外国人打交道，要么依赖对方提供的翻译官，要么就得向那些“自学成材”的民间“通事”（即翻译）求助。可前者肯定会偏袒对方，甚至不惜对中国人连哄带骗，用李鸿章在《奏请广方言疏》中的话来说，就是“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后者在江湖上跌打滚爬多年，最大特点是“见便宜就占”，晚清外交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前就曾向两宫太后特别申明：“通事刚八渡（指买办）等人，大半唯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携带。”

　　洋翻译靠不住，土翻译又太世故，官方外语学校的开设就势在必需了。于是，在洋务派的推动之下，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开馆；紧接着，上海同文馆与广州同文馆于之后两年相继开馆。在上海、广州两地开办同文馆的原因，李鸿章在《奏请广方言疏》中说得也很明白，“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从1864年开馆，到1905年改为译学馆，广州同文馆存在了数十年之久，成为岭南官办外语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

　　投入巨资

　　洋教习一年薪水 够买三个宅子

　　我们之前写过岭南大学、博济医校、真光女校、夏葛女医等多个名校的创办故事。这些学校走出了好多个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但要说起其创办历程，无不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广州同文馆的经历恰恰与此相反，它简直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按照1864年两广总督上奏的章程，同文馆的经费，由粤海关监督衙门筹款支拨。粤海关每年拿出船钞（相当于我们今日所说的吨税）收入的三成，支付广州同文馆的办学经费，根据一个粗略的数字，粤海关每年都会支付近5000两白银，同文馆经费之充裕，是前文中那些学校望尘莫及的。

　　学生补贴优厚“膏火银”

　　既要培养外语人才，聘请外教当然是重中之重，广州同文馆对此可是不惜重金。根据章程，同文馆给西洋教习开出的报酬是每年1200两银子，另外每年还有近200两的笔墨银，要知道，那时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四五百两银子，再看当时的房价，根据老画报上的买卖个案，三四百两银子都能买一个宅院了。由此可见，西洋教习一年的收入，足够买三四个宅子了。

　　除了外语，同文馆还十分看重经史子集的学习，这是官方眼里不可逾越的“根本之道”，所以还必须聘请汉语教习。不过，汉语教习的报酬就低多了，每年只有480两，笔墨银也只有48两。但是，把这个数字拿出去比一比，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教习收入高，学生的生活也很优渥。根据同文馆章程，每期均由地方官选择16名资质聪慧的八旗子弟和4名汉人世家子弟，送入学校，学制3年，学成后主要就去各衙门当翻译官。为了吸引生源，同文馆提供了很高的食宿补贴，最初是一个月3两白银，后来一度涨到了12两。学生的食宿补贴，在当时称为“膏火银”，广州同文馆的“膏火银”之多，在全城无出其右。

　　伙食丰盛想吃啥就有啥

　　虽然我翻了很久的资料，也没找到广州同文馆的学生菜单，但其在北京的“大哥”——京师同文馆的学生食单还是被我找到了。据曾在京师同文馆读过书的学者齐如山老先生回忆，同文馆学生吃饭，一般是六人一桌，共四大盘，六大碗，鸡鸭鱼肉无所不有，还有一个大海碗，里边有牛羊肉片、鱼片、肝片、鸡蛋和冻豆腐，各种作料应有尽有，学生如果不爱吃，还可以使唤杂役去外面点菜。难怪曾有西洋教习感叹说，同文馆学生的日子，几乎是全世界最优越的了。广州与北京饮食习惯不同，但作为“同文三馆”中的“小弟”，广州同文馆提供的生活条件之优越，其实也很好推想。

　　办学得失

　　在校生痴迷科举 外语多半应付

　　广州同文馆重金聘请来的首任洋教习是后来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哈巴安德，汉语教习是学兼中西的数学家吴嘉善，师资不可谓不雄厚。生源既是由官员以“资质聪慧”的标准挑选而来，想来也差不到哪儿去。馆内生活条件又如此优渥，办学数十年，按理至少应该培养出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来，缘何近代外交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出自同文馆门下呢？

　　说起来，同文馆没有培养出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肯定与其实用功利的人才培养目标有关。换言之，它原本就是为了培养匠人而存在的，学生有太多的独到见解，反而于朝廷不利。不过，与“实用功利”这一层限制教育进步的天花板相比，人们对科举考试的痴迷是更严重的障碍。就算是同文馆的创办者，也认定经史子集是正学，学习西洋文字乃至火器制造不过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入读同文馆的学生，真正对西学有兴趣的并不多见，更多人看重的是“馆内肄业后，可以一体参加乡试”的优惠待遇。要知道，创办者出台这一政策，本是为了增加同文馆对聪明年轻人的吸引力，谁知它倒反而被很多人当成了跳板，所以馆内经常发生学生“只学时文，不习西字”的怪现象。

　　说起同文馆学子的心路历程，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佼佼者——晚清第一代外交官张德彝的心态倒很能说明问题。张德彝在近代外交史上并无太大影响，但他一生八次出使外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西洋见闻录。不过，在西洋大开眼界的经历，从来就不曾弥补他并非科举正途出身的遗憾，直到老年，他还拿自己当反面教材，叮嘱子孙一定要走科举正道，以免一辈子被人瞧不起。

　　从京师同文馆里走出来的最优秀者尚且是如此心态，“同文三馆”中的“小弟”——广州同文馆里的学生满心只想着科举考试，外语学习只要应付过去就好，又有什么奇怪呢？而不管投入的经费如何雄厚，条件如何优渥，如果学生没有“我要学”的热情，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道理，真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再三深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