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山

郑慧媛

吴景明

　　是职业打假人还是普通消费者 是知假买假还是敲诈勒索　　

　　他们，始终与争议和质疑纠缠。

　　伴随职业打假人一起诞生的，是社会上从未停歇的争论。职业打假人算不算消费者，知假买假与漫天要价，甚至敲诈勒索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已在争议中走过21年的职业打假人，他们脚下的路到底该怎样走？

　　人物：河山

　　身份：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人之一

　　“王海们”是消法的必然产物

　　河山教授近日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包括消费者受欺诈打假、消费者“业余”知假买假索赔、民间职业打假索赔等，均可视作“3·15打假”。“所谓‘3·15打假’，是相对官方打假而言的，其中民间职业打假是其中一部分。”

　　法律是打假索赔的武器

　　“3·15打假”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它的核心源于1993年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惩罚性赔偿，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后，“3·15打假”索赔呈爆发态势。“中国‘3·15打假’的核心部分是打假索赔，而打假索赔是指惩罚性赔偿，具有制裁性。” 河山表示。

　　河山表示，“3·15打假”产生于我国市场经济之初，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古代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换关系简单，产生不了打假。在我国解放后30年，计划经济生产相对不发达，物质缺乏，凭票供应，分配什么就消费什么，因此也没有打假。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优胜劣汰。“优者昌，劣者亡。劣者的经营者为了使自己在市场中不被淘汰，为生存甚至不择手段，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有假货就有打假，《消法》的出台，切实保护了消费者权益。打假不仅需要官方行动，也要动员消费者打假。“我国民间有‘缺一赔十’的习俗，上升为法律就是惩罚性赔偿，这为消费者打假索赔提供了法律武器，动员群众与假冒伪劣商品作斗争，并使之得以实惠，让假货无处藏身。”河山说。

　　此后，包括王海在内的一批职业打假人涌现出来，他们利用《消法》这一武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知假买假”行动。

　　意义重大的司法解释

　　《消法》出台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但社会对于“王海们”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歇。有人认为“打假人是为挣钱，不是消费者”，更有人称“职业打假人发不义之财，缺乏道德”。

　　对此河山认为，王海是《消法》培育的消费者，王海现象的产生，是制定《消法》的初衷，也是《消法》实施的必然。“《消法》第四十九条的制定，就是想培养一批像王海这样的人，来和假冒商品作斗争。索赔行为由上当受骗转变为对假冒商品主动出击，这就使贯彻《消法》达到一种飞跃，市场会净化，消费者权益就会得到充分保护。”

　　在20年后，职业打假人迎来了春天，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对于“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河山认为，这是一个堪称伟大的司法解释，它弥补了消法的遗空，社会成效不可估量，也为20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打假仍需依法索赔

　　虽然食药领域知假买假在法律层面已得到支持，但个别职业打假人索赔漫天要价，维权过度等事件也有发生，有些人甚至涉嫌敲诈勒索。对此河山表示，打假索赔需依法进行。

　　“消费者打假是法律所提倡的，也是赋予消费者知假买假的权利，知假买假和敲诈勒索如何区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买对没有。”河山表示，只有购买到假货才是知假买假重要的出发点。“如果买错了，厂家肯定要维权，加之打假人利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索赔，如果情节严重，数额巨大，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其次，关于职业打假人索赔的方式方法，河山认为曝光、投诉或向国家机关举报，这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利，不能因此认为是恐吓，是敲诈勒索的手段。“不过在举报、申诉、起诉或曝光过程中，采用了虚假的方式捏造事实，造成严重后果，则有可能达到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最后，河山认为打假人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进行索赔。“三倍赔偿或者十倍赔偿，这是法律的界限，不能漫天要价，否则会造成维权过度、维权过大，也容易滑向敲诈勒索。”不过河山也补充道，不能将超过赔偿数额的索赔就一定看作维权过度。如果事件重大，打假行为对社会起到重要意义，提出高额索赔也无可厚非。

　　人物：郑慧媛

　　身份：北京市三中院民三庭法官

　　维权需理性避免天价索赔

　　郑慧媛表示，目前消费者知假买假主要集中在食品、电子产品与服装这三类。“例如服装，消费者知假买假主要起诉理由集中在材质不符或是成分标注有误，而食品类的案件则大部分是因预包装食品的标签问题。”

　　对于一些商家提出消费者存在知假买假的行为，因此以“非普通消费者”作为在法庭上的抗辩理由，郑慧媛表示如果商家以此进行抗辩，法庭在审理阶段会对该点进行审查。“从法律角度上，如果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就适用《消法》，反之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便不适用《消法》。也就是说判断是否为消费者，是根据其目的，而不是身份。”

　　关键问题在于经营者能否举证对方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购买产品。“但在案件审理中，经营者想要成功举证的几乎没有。”

　　郑慧媛表示，所谓的职业打假人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公益为目的索赔，另一种是以盈利为目的索赔。对于后者，她希望打假人可以依法维权。“以食品为例，他们大部分关注的是标签瑕疵，虽然起诉对净化市场存在一定帮助作用，可从指引的角度看，我们更希望打假人可以关注如食品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样可以达到很好的社会效应。对于过分苛责标签瑕疵，我们是不建议的。”最后郑慧媛也提醒职业打假人维权需理性，避免天价索赔。

　　人物：吴景明

　　身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职业打假须依法守德兼顾

　　吴景明表示，职业打假人不是一个法学或法律概念，只是一个民间称谓，所以对如何界定并没有统一标准。

　　吴景明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对打击假冒伪劣、震慑不法经营者客观上有一定积极作用，实现了政府执法部门无法做到的日常监督，可以覆盖到政府部门无法触及到的死角。但也有一些人专挑信誉好、赔偿能力强的经营者下手，因此难以起到真正制止假冒伪劣行为，而且干扰了经营者的正常经营秩序。

　　吴景明提出，应对此类人群进行细分，其中以公益为目的的应视为“职业打假人”，而单纯以索赔为目的的，应称作“职业索赔人”。他认为，在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并不乐观，假冒伪劣产品仍存的市场状况下，应通过引导、规范职业打假，不仅应依法打假，同时应遵守起码的商业道德，才可使他们起到真正的积极作用。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 首席记者 岳亦雷/文 黄晓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