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的年龄横跨“50后”至“90后”。他们的江湖，以发现假冒伪劣商品为目标，以知假买假索赔挣钱为目的。随着立法的加强，针对制假售假的惩罚性规定加码，他们追逐的是“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甚至更高的利益。

　　有人说，这是市场监管的“隐蔽战线”。有人发家致富，有人喋血街头，有人进化成打假的“狼”，有人把自己带进灰黑的“梦魇”……职业打假人王海或许只是个传说，这20多年的民间打假之路，“知假买假是为挣钱不是消费”等论调，依然幻化出一顶顶道德黑锅，无情向职业打假行为身上砸去。

　　这些年，有关知假买假，在立法等层面，似乎也有点左右犹疑的意味：一方面，2013年12月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等于直接肯定了知假买假行为。另一方面，2015版的新消法和新食安法，对惩罚性赔偿增加了“经营者明知”的限制，这实际上又给打假套上了前置条件。在今年安徽省两会上，甚至有省人大代表认为“职业打假已经成了少数人通过知假买假牟取暴利的手段，偏离了初衷”。职业打假在顶层设计中的路，并不是越走越宽。

　　那么，打假能不能职业化？这就像提问禁毒能不能交给“西城大妈”一样，本质上是个伪问题。打假，只要是依法而为，因此得利那就是合法的收益。就像举报明星吸毒而获得奖金，不领是你的情分，领取是你的权益，旁人有什么可以置喙的呢？从实践来看，2016年1月以来，阿里巴巴集团已经额外新增200个员工组成“打假特战营”，并面向全社会发布“英雄召集令”，扩充打假队伍。于此而言，打假是公司化、职业化的。那么，同样是有偿，同样是打假，难道庄家打假就是大道公益，散户打假就是自私自利？

　　当然，在打假这回事上，难免有人会铤而走险。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敲诈勒索早就入刑了，财大气粗的经营者，在民间打假面前，没那么娇气。倒是司法地方化之弊，常在职业打假上设置诸多玻璃天花板，维权比治假更为不易。

　　更应看到的是职业打假者背后的问题。为何有诸多假货横行，甚至能够催生年入颇丰的职业打假人？

　　这至少说明，假货泛滥现象颇为严重。2015年初，国家工商总局网络监管司曾发布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结果，网络正品率为58.7%。商品从生产到上市需要经历众多的监管环节。这么多的监管部门为何还是没有管住假货横行？

　　职业打假群体越来越庞大，收入越来越丰厚，售假商家们依然不为所动，可见，职业打假人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和威胁不值一提，哪怕是经历举报，售假商家往往是赔款了事，并未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这，才更值得人们去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