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女士的孩子今年16岁，在陕西西安市一所技校上学，马上要去东莞实习，三个月，过年不能回，每月2000多元工资，“这不是把我娃当成廉价劳动力了嘛”。(12月15日《华商报》)

　　在“父母心”的驱使下，李女士既担心孩子的安全风险，也担心孩子吃苦受累。春节即将到来，却因为孩子异地实习不能合家团圆，不可避免会对一家人的亲情互动造成损伤。在社会信任缺失的背景下，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基于成见的“恶意揣测”，再加上较长的实习期和较低的工资，引发了家长“实习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的质疑与猜忌。

　　不论较低的待遇，还是“过年不回家”，在一个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时代里，这样的实习成本和收益显然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然而，对于企业来说，“廉价实习生”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用工荒”，甚至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在人口红利拐点凸显、体力劳动者供求关系紧张的情形下，许多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这一点，在岁末年初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愈演愈烈。和第一代农民工追求“保守的稳定”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受过初中以上教育，会有较强的规划意识，会反复权衡各种工作的利害得失，一旦有更好的去处，跳槽在所难免。

　　当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和第一代农民工“春运迁徙”组合在一起，企业的“用工荒”就会达到极致。 “廉价实习生”既给年轻人实际操作的锻炼机会，也缓解了企业的“用工荒”，看似双赢的结果，却在实质上损伤了实习生的劳动权益，让一些家长和实习生“伤不起”。

　　一些技校和企业形成了一种利益输送链条，一个利益共同体，双方利益合谋的背后，是实习生的权利损伤。不论是违规安排一年级中职生到企业顶岗实习，还是“过年不回家”，抑或节假日加班工资偏低，企业在获取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对“廉价实习生”进行了利益侵占。

　　破解“用工荒”，不能对技校学生进行“竭泽而渔”。说到底，技校学生也是一种人力资源，是塑造“大国工匠”的后备人才。一个旨在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的社会，“廉价实习生”不能成为企业的“摇钱树”；对于那些违反劳动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要给予相应的规训与惩罚。只有从根本上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生态，才能破解“用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