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吉伟德

　　旅客罗某乘高铁出站时发现丢了车票，但他认为手机上有订票信息，可确认已买过票，不过火车站还是要求他补交票款。为此，罗某将上海铁路局告上法庭。14日，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不支持罗某退还补票款的请求。对此，罗某表示将上诉。(12月15日《现代快报》)

　　为何要求乘客丢票后补票，铁路部门的理由是，乘客提供的信息资料不是真正的购票凭据，无法像正式票据那样具有证明性；对车票的使用情况，自己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跟踪，并给铁路部门带来了极大的成本。同时自己在官方网站进行了安全性提示，履行了应有责任，所有的过错皆在于乘客一方，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当。

　　这样的说法，如果在非实名制的情况下，当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客观性，同时从责权对等的原则来看，铁路部门当然可以以此为自己开脱。不过，如果从纯粹的技术层面，权利保护以及服务要求来看，铁路部门的说法显然又难以立足。

　　从技术上来看，尽管乘客提供的旅客购票通知并非纯粹的车票，不过其显示的信息真实性，却可以进行有效的验证，不能以“难以处理”作为不予采纳的理由；从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说，乘客与铁路部门在权利上并不对等，在取证上也存在很大的难度，因而需要践行相应的责任倒置的原则。从服务的要求上来看，为乘客提供周到的服务，本就是铁路营运部门应有的基本责任，其间就应包括乘客的车票丢失之后，采取何种办法进行有效的补救。

　　连复杂如高考的准考证丢失，都可以有相应的应急机制和替代方案，那么简单的车票遗失，显然在技术上更容易解决，而不是粗暴要求其重新购票，并因为双重支出而造成损失。

　　若不能基于公正客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就会造成对权利的伤害，并对行业垄断下的霸王条款变相保护，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司法公平性破坏，会让公众的法治信任度下降。

　　去年4月2日，长沙市民何奎因在车上遗失火车票，出站时被要求补票，何奎随后将运营商广铁集团告上法庭，要求退还补票票款，法院对此给予了支持，并在判决书明确指出“实名制购票情况下纸质车票不是唯一凭证”。不难看出，此案对于解决火车票遗失的责任，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只是我国未采用判例法司法模式，前案不具有可复制性，使得维权者既无以凭此作为依据，也无法让铁路部门引以为戒，可谓一种遗憾。基此于，由最高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用司法建议推动完善补票规则，当为目前的优先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