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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我要保持一个好的吃相 把饭吃好(图)
2015-11-11 14:30:00
 

  近日,很久没有露面的毕飞宇终于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参加了广州举办的“小说内外:毕飞宇作品研讨会”,同时参加活动的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等。

  李洱在研讨会上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不久前在北京谈到了三位中国作家,老舍、莫言、毕飞宇。毕飞宇很是感激,“能得到如克莱齐奥这样顶级作家的关注,还能如此深入,我非常感动。”

  在李洱看来,首先需要将毕飞宇的小说放在1990年代直到今天的文学背景下理解。李洱认为,任何写作都意味着观念和事实的结合,而1990年代的写作让这种结合变得非常有机,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学。

  刘震云与毕飞宇都是李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认为,在刘震云的小说里,虽然写的是日常的生活,但他更愿意跳出来进入观念。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变、宿命的世界。

  “但在毕飞宇的小说里,这个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李洱认为,从毕飞宇开始,观念与事实经常在变化,经验也在变化。这种写作恰恰代表了1990年代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种形象。

  李洱还说,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第一次和世界接轨,第一次建立了全球化经验,在此之前,我们的经验非常简单。90年代后,我们的经验开始涉及到计划经济的经验,商品经济的经验以及全球化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世界变得空前复杂,而毕飞宇的写作正好非常有力并准确地应对了这个世界。”

  李敬泽认同李洱的观点,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使得毕飞宇的小说是有意思的。“我们有时代之大变,周围有无数的奇闻异事,但是我们很难讲出人的故事。”

  “毕飞宇的腔调不像莫言的那么张扬,但他的腔调同样非常高明……语言的辨识度之高,也是在当代作家中比较少见的。”李敬泽表示,自己曾担心毕飞宇的语言太好而遮蔽了他作品中如人物、故事等等环节。但他现在有一个相反的想法,“也许,语言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李敬泽说,一个有明确辨识度的腔调,在这个时代的小说写作中,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身具有强大的表意性,有自身的质感,这样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小说的戏剧性、角色、小说的世界等。

  “某种程度上说,1980年代以来一些最成功的作家,包括莫言也有明确的腔调,而且他把这个腔调赋予了世界,全面改造了世界。”李敬泽认为,在几乎毕飞宇的所有小说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人物的声音,也有被精心刻画的那个叫“毕飞宇”的声音。对这个声音的研究,也许能够影响我们对当下或今后中国小说的思考。“到底小说应该怎么写,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小说是通过什么来产生和发挥它力量的。”

  毕飞宇在研讨会的最后讲了一个故事《乞丐》。他说60年代的乡村,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乞丐来村里要饭。那时,我们所有的欢乐就是尾随乞丐在村子里走一段。乞丐们穿得很破,拿着篮子,一家家要,跟着他们觉得快乐。

  其中一个乞丐,每次到我家门口,母亲都会给他一点饭。他也穿得破,但和其他人的破不一样,没有零碎地挂在身上,是缝起来的。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缝起来,母亲很喜欢他。

  大部分乞丐要到饭后,会赶紧把这几口吃完,然后到下一家继续去要。因为要吃完才能去下一家,所以吃的时候也很狼狈。但这个乞丐不这样,每次要了后,都是到树一旁坐下,和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非常体面地把这几口饭吃完。

  刚听大家的发言,我就一直想起这个乞丐。当然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对我来说,也许我也就是一个乞丐来到这个世界,不管说是写作还是做其他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管衣服多么破,要缝好。不管饭多少,我有多饿,我要保持一个好的吃相。别自己吓到自己,身后没有老虎,来和我抢这口饭吃。对碗里那点米,那点白颜色有尊重,把它吃好。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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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江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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