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很久没有露面的毕飞宇终于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参加了广州举办的“小说内外：毕飞宇作品研讨会”，同时参加活动的还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主任李洱等。

　　李洱在研讨会上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不久前在北京谈到了三位中国作家，老舍、莫言、毕飞宇。毕飞宇很是感激，“能得到如克莱齐奥这样顶级作家的关注，还能如此深入，我非常感动。”

　　在李洱看来，首先需要将毕飞宇的小说放在1990年代直到今天的文学背景下理解。李洱认为，任何写作都意味着观念和事实的结合，而1990年代的写作让这种结合变得非常有机，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学。

　　刘震云与毕飞宇都是李洱非常喜欢的作家，他认为，在刘震云的小说里，虽然写的是日常的生活，但他更愿意跳出来进入观念。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变、宿命的世界。

　　“但在毕飞宇的小说里，这个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李洱认为，从毕飞宇开始，观念与事实经常在变化，经验也在变化。这种写作恰恰代表了1990年代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种形象。

　　李洱还说，1990年代后，中国文学第一次和世界接轨，第一次建立了全球化经验，在此之前，我们的经验非常简单。90年代后，我们的经验开始涉及到计划经济的经验，商品经济的经验以及全球化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世界变得空前复杂，而毕飞宇的写作正好非常有力并准确地应对了这个世界。”

　　李敬泽认同李洱的观点，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使得毕飞宇的小说是有意思的。“我们有时代之大变，周围有无数的奇闻异事，但是我们很难讲出人的故事。”

　　“毕飞宇的腔调不像莫言的那么张扬，但他的腔调同样非常高明……语言的辨识度之高，也是在当代作家中比较少见的。”李敬泽表示，自己曾担心毕飞宇的语言太好而遮蔽了他作品中如人物、故事等等环节。但他现在有一个相反的想法，“也许，语言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李敬泽说，一个有明确辨识度的腔调，在这个时代的小说写作中，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身具有强大的表意性，有自身的质感，这样的语言本身就构成了小说的戏剧性、角色、小说的世界等。

　　“某种程度上说，1980年代以来一些最成功的作家，包括莫言也有明确的腔调，而且他把这个腔调赋予了世界，全面改造了世界。”李敬泽认为，在几乎毕飞宇的所有小说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人物的声音，也有被精心刻画的那个叫“毕飞宇”的声音。对这个声音的研究，也许能够影响我们对当下或今后中国小说的思考。“到底小说应该怎么写，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小说是通过什么来产生和发挥它力量的。”

　　毕飞宇在研讨会的最后讲了一个故事《乞丐》。他说60年代的乡村，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乞丐来村里要饭。那时，我们所有的欢乐就是尾随乞丐在村子里走一段。乞丐们穿得很破，拿着篮子，一家家要，跟着他们觉得快乐。

　　其中一个乞丐，每次到我家门口，母亲都会给他一点饭。他也穿得破，但和其他人的破不一样，没有零碎地挂在身上，是缝起来的。我想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缝起来，母亲很喜欢他。

　　大部分乞丐要到饭后，会赶紧把这几口吃完，然后到下一家继续去要。因为要吃完才能去下一家，所以吃的时候也很狼狈。但这个乞丐不这样，每次要了后，都是到树一旁坐下，和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非常体面地把这几口饭吃完。

　　刚听大家的发言，我就一直想起这个乞丐。当然他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对我来说，也许我也就是一个乞丐来到这个世界，不管说是写作还是做其他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管衣服多么破，要缝好。不管饭多少，我有多饿，我要保持一个好的吃相。别自己吓到自己，身后没有老虎，来和我抢这口饭吃。对碗里那点米，那点白颜色有尊重，把它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