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龄与余华、格非、苏童相仿，他们成名时，他还是个“无法判断什么是新闻”的记者，后来却成了获奖专业户，颇有大器晚成意味，再后来他成了和他们一样的文学大家，他就是毕飞宇。

　　原始的乡村和沉默的父亲

　　1964年，毕飞宇出生在苏北苍凉的乡村。“我来到世界的时候，那个平原很原始，几乎没有文明的迹象。”他有些踌躇，“我都9岁了，夏天还光着屁股。我们一个班的男同学都光着屁股，女同学们都觉得很自然。它的经济状况和文明程度都是一目了然的。”——这是现实。

　　现实逼近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些超现实的意味——“你能闻到冰的气味么？我能；你和月亮赛跑过么？我赛跑过，而且从没输过，当然我也没赢过；你能在水里睡午觉么？我能，随波逐流的睡眠妙不可言，一觉醒来，你要用很长时间确定自己死了还是活着。一场雨、一阵阳光，大地就面目全非，连空气的性质都跟着变化。和植物一起成长的是动物，我10岁前就是动物。这样的感受在童年如果失去了，读一辈子书都弄不明白。”

　　他认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来自父亲。父亲悲观、凝重、善于冥想。“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心怀祖国，二是放眼世界。家里没米了，也要把《参考消息》放在膝盖上，对着天边的晚霞忧心忡忡。吃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屈辱，一事无成，最终成全的却是我。”

　　父亲曾经是个养子，那户人家姓陆，由于“运动”，父亲姓了毕。从这个意义上说，毕飞宇是个丢了姓氏的、“无根”的人。“无根的人总渴望把根扎在天上”，也许恰好是因为这样，他的小说有了某些梦幻的气质。

　　年轻时没有能力与父亲对话，直到父亲平反，父子俩在“藏污纳垢”的旅馆里住了一年，也常常相对无言。这一代中国作家似乎一直在探索父与子的关系。据说，直到他成为作家,父亲对他也常常持保留态度。父亲是现实的，希望他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而写小说“没什么用”。毕飞宇觉得，自己“并没什么用”，他的小说反而可能“有点用”。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

　　大多数时候，毕飞宇是不写作的。如果要写，他会在9点左右起床，然后磨蹭，吃饭，做咖啡，或者泡茶，抽烟，感觉到自己“宁静而通畅”了，开工，再不停顿，一口气写到下午三四点，去外面吃“午饭”。吃完饭翻翻书，太太回家了，孩子放学了，日常生活也就开始了。

　　他生活规律、简单，“没怪癖”，唯一折腾的是运动。7点去健身中心，“和朋友们鬼混，每天都要出一身臭汗”。他踢了很久的足球，但足球需要的人太多，不好办，转向了器械。现在主要项目是乒乓球，一大群球友，每天都要赌球，输了的做俯卧撑，实在做不动就去买饮料来抵债。当然，斗嘴也很重要。他和球友差不多每天都要吵，偶尔还飙脏话。最愉快的是冲澡的时光，“一大堆男人光着身子斗嘴，输了球，一定要用嘴赢回来，很享受的。”

　　他的头发有些桀骜不驯，似乎总要“冲冠”，后来索性剃光，眉眼才“顺畅”了一些。有人看他英气挺拔，戏称之曰“色艺双全”。有传言说，他发现媒体提及他的长相很生气，还对记者发过脾气，觉得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让人讨论长相“很不体面”。由于他的坚持，他终于没有以“美男作家”的恶名行世。

　　刚刚结婚时，冰箱离他的写字台只有30厘米，又热又响；餐桌离他只有一米多，太太在餐桌边和客人说话，他写他的，“只要我想写，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虽辛苦，但已是神仙的日子。天是天，地是地，凯撒的归凯撒，我的归我。”

　　他是怀疑主义者，因为骨子里的“不相信”，但他要求自己相信，“相信比怀疑好”。这样的暗示似乎有了点结果，他能与生活和平相处了，作品“暖和”一些了，“这样可能导致平庸，也可能导向开阔。”

　　不着边际的疼痛是写作的理由

　　记者：你的题材非常宽广：村庄、城市、工厂、军人、盲人……但你自己说，现在为止，“只写了一个关于‘疼痛’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罢了”。你的疼痛感从何而来？

　　毕飞宇：我是从小村庄到小镇、县城、小城市、大城市，这样走过来的。老实说，题材是很宽，但我还是有底的。疼痛首先是气质，然后才是身心。我是一个疼痛的人，这不需要形而下的依据。

　　我没遇上什么挫折，也没经历大的天灾人祸，是平平安安长大的。“文革”对我也没有直接影响，“文革”开始时我才两岁，能知道什么？但我就是要写，不写就不安，渴望写出“文革”时我们的“疼”。这种精神背景下写了《玉米》和《平原》。1999年，所谓的世纪末焦虑来到时，我脑子里无缘无故有了一双手，10个指头，慢慢变得柔长、骨感、神经质，想抓，却一直是空的，如果把它们摁在墙上，必然会出现指甲痕。这双手，只能是青衣的，加上一些意外的缘由，《青衣》就这么来了。写小说需要理由，但具体的理由往往不可靠，可靠的理由往往是空穴来风。不着边际的疼就是我的理由。

　　记者：你怎么处理小说和现实的关系？

　　毕飞宇：我不喜欢把现实和小说直接对接，我喜欢迂回，我追求的不是现实，是现实感。我一直认为现实感是比现实更高级的东西，在精神上比现实要真实得多。现实太局限了，现实感却是广博的。

　　记者：小说家如何才能使作品不只是文字的堆砌？小说有没有可能成为思想资源、社会文献？

　　毕飞宇：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作家，包括我，学养上有严重的欠缺。天才可以成就好作家，但是，没有一个大作家没有深厚的学养。作家最重要的是学习，只有学习能挽救自己。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作家，其写作将会越来越难。我一直在学习，却还感觉跟不上。

　　记者：你说你“痴迷一样东西：害羞。害羞的底子不是害羞，是珍惜”。

　　毕飞宇：从社会层面来说，害羞是一种障碍，但从美学上来说，它又是吸引人的。比起许多别的情感，害羞复杂得多。从害羞入手我们可以考察许多东西：性别、年纪、历练、天性、处境、即时的身心状况……害羞是颗洋葱，经得起剥，剥的时候你也许饱含热泪。往后退，害羞可以变成深邃的内心活动，可以变成小说的开阔地；往前推，还可以成为一种暴力，即恼羞成怒。

　　东方文化是耻感文化，含蓄、害羞，可在当今中国，害羞越来越稀有了。我们的文化形态越来越粗鄙，语言越来越粗鄙。与此同时，羞耻感已不再能调节我们的内心与行为，我们民间的英雄模式，是不知羞耻和无所顾忌。

　　记者：你曾提到在特定环境中理想主义是“有罪的”，为什么？

　　毕飞宇：我是1964年生的，我们这一代人都遭受过理想主义的摧残，读大学的4年里，价值观经历过艰难的转换。成年之后，我对理想主义的警惕是本能的。有人振臂一呼，马上就有千千万万人热血沸腾，我们其实很容易成为“买拐”的人，“大忽悠”无所不在，面目多种多样，所以拥有常识无比重要。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尊重常识理性，使之成为一种能力。使常识理性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在中国依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记者：有人说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当代作家往往为失败感所笼罩，你可有类似感觉？或者你更乐观些？

　　毕飞宇：我乐观。我有一个历史观：我们的历史是还债的历史。我们后来的生活都是在为先前的生活还债。这是中国史的不幸。当代中国人如此不重视内心，原因是我们太注重物质。但物质是无罪的。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指责物质，指责商品经济，这没有道理。我们是从物质匮乏时代过来的，现在如此偏执地在意物质，这是历史在让我们还债。“冤有头，债有主”，我希望我们能早一点摆脱“还债史”。我们喜欢躲债，其实躲不掉的。上一代人还了，下一代人能轻松一点，这需要勇气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