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味”的互助献血再次唤起了人们在这一政策制定之初就存在的忧虑:如何界定互助献血者的身份,这是否会给不法分子带来一个可钻的空子,从而导致“黑市”的存在。

　　在很多医生的印象中,这种让人忧虑的方式真正使用是在2009年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之后。在随后的7年里,事实证明当初人们的担心是对的。

　　“在我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骨髓移植病房,几乎所有的病患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孩子要输血,医生说血库缺血,开了单子让我们去互助。”2015年下半年,李峰带着女儿到这里接受治疗。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还不明白互助献血的涵义。

　　如今,他已经能够相当老练地跟血贩子打交道。“只要一个电话,血贩子就会来取互助单。告诉他孩子的姓名、楼层和病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李峰还会热情地向新来的病友推荐靠谱的血贩子。

　　在李峰的手机里,存着六七个血贩子的电话,都只是几个简单的姓,虽然打了小半年交道,双方仍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李峰女儿一个病房的一位家长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名片给《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上面大多印着“北京市互助献血中心”“爱心天使祝您早日康复”之类的字样;或者直接就是“互助献血”,下面附上一个联系号码;还有的甚至写着“敬请保留,以备后用”。

　　“我们病房里的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在北京也没有亲戚朋友,到哪里去找人互助?只能去找血贩子。”李峰给《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算了笔账,“如果从家里叫人来献血,算上路费、吃喝用住,其实也不少花。”李峰也曾让亲属来献血,但是每次献血成功的几率都很低,“坐车很辛苦,来了可能水土不服。”

　　在这家医院,血贩子的出入相当有规律:一般早上10点钟以前会聚在门诊二楼开具亲属证明;11点钟左右则会到9楼的移植仓发名片,移植仓里的病人都是用血大户,11点是病人家属结群送饭的时刻;下午出现的时候则比较少。

　　也有买了数十次血却没有跟血贩子谋过面的人。在河北燕郊陆道培医院,王振明(化名)已经从血贩子那里买了三四十次血小板,却一直不清楚跟自己打交道的是谁。“我们通过微信联系,血来了就微信付款,也不用开互助单,他们手里有很多空白的单子。”

　　对于血贩子,王振明甚至有些感激。在来医院之前,他的父亲在山西老家住院。年前血库缺血严重,王振明的父亲一直输不上血,血小板掉到了正常人的十分之一。“我甚至托关系找了地方的领导,都没有调来血。”

　　住在同一医院的张永许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展示了厚厚一沓费用单。从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2月25日的71天内,他的儿子共用了37个单位的血小板、14个单位的红细胞。“一个单位的血小板是500元、红细胞1200元,30万的血费,大部分给了血贩子。”

　　春节期间,血贩子还涨了价,血小板一个单位要1000元,红细胞一个单位则涨到2500元。“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一位家长用手拍打着胸口,语气中满是酸楚。

　　“互助献血对无偿献血来说是饮鸩止渴。”互助献血刚开始,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宫济武就下了这样一个论断,“互助献血虽然表面上解决了血液紧张的问题,但是对于推进无偿献血事业来说是一剂毒药。”

　　武汉市在2011年8月给推行了两年的互助献血亮了黄灯,规定任何人要用血,只能等待血液中心和医院的调配。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发现,亲友互助献血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买卖献血证牟利的情况,有悖无偿献血的宗旨。

　　某血站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有些医生甚至为了减小手术压力让患者去互助。“比如说肝脏手术,医院血库只配给800ml血,医生会让患者再去找400ml血,称‘不然手术做不了’。”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简称“血液中心”)曾对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献血人群进行统计,他们惊讶地发现,互助献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无偿献血人群高一倍。“来互助的群体不稳定,且大多是无业游民。”因此,2014年以后,国家卫计委开始在全国血站推广核酸检测技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

　　2015年,卫计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此时,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刚由3.6%上升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