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赵国峰依然惦念着自己的“植物调节剂”。这种用来让农作物增产的营养液，是他在大学任教时的一项职务发明，因为没有寻觅到合适的买家，一直被搁置在实验室里。

　　在南开大学化学院当老师的时候，这种发明赵国峰手里还有很多。遗憾的是，这些发明成果最终都未能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

　　迄今为止，在我国，科技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从事科技研发的人员也有106万人，分列世界第一、第二。每年至少有3万项科技成果问世，7万项专利成果诞生。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有10%，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等于说，我们用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换来的研发成果，有90%的科研成果或被“冻在冰箱里”、或被“锁在实验室”。

　　为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去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其获得奖励和报酬的比例不低于50%，自行或与他人合作实施的获得营业利润不低于5%的比例。”

　　但是，这部法律实施3个多月了，科研人员却并没有什么感觉。科技成果与市场匹配不顺畅、前期对接不到项目……仍旧是科研人员最大的困惑。

　　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低

　　因为科技成果转化难，赵国峰比他的发明先走出了实验室。1998年，他选择在化学领域创业，如今已经是天津一家日化产品公司的董事长。教授出身的他并没有丢下老本行，仍然喜欢泡在公司的实验室，不同的是，现在他的发明都能应用到生产中。

　　赵国峰发现，在企业做研发更有针对性，项目的出发点是满足客户需求。过去在实验室往往止步于实验阶段，很难更精细，而“半截子”成果又打动不了企业。

　　尽管创业多年，但赵国峰还是学校的教授。企业与学校之间一直有科研合作，但赵国峰并没有从学校获取过专利技术，除了担心发明成果的权属“掰扯不清”外，在他看来，学校的许多科研项目往往不具备应用价值，而企业的科研人员更懂得市场需求。

　　“因为高校的科研项目不够成熟，高校最多造一个样机，但是样机还要转化成产品，产品还要转化成商品。把样品转化成产品这块，高校是没有能力的。”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说。

　　近期，刘燕刚调研时发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后，需要匹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法律实施细则需要配套时，不能忽视一个前提，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须向市场贴近。

　　“过去的项目是科技部等部门牵头，科研人员未必来自产业界，可能不了解市场。今后应当以市场为主，科研人员不能闭门造车，须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刘燕刚指出，一是实验室里的项目与市场需求“水土不服”，二是学校单一评价体制束缚了老师的积极性。

　　在高校任职期间，赵国峰经历过一段“两头受气”的日子。“有专利没用，不如多发些SCI文章。”赵国峰回忆，当初的发明都偏向产业应用，在评职称时受了影响。学校的评价标准更看重论文，专利再好但论文的影响力不够也会影响职称评选。

　　“学校对老师的考核还是以教学和科研为主导的。”北京一所高校的管理人士告诉记者，这也是造成国家目前科研成果很多，但真正有实用价值的却很少的原因。

　　另一方面，脱离实际需求的科研发明也不受企业青睐。“真成果市场自然会有需求，会有很多资金追着跑；如果只是老师自己闭门造车造出来的东西，那它到市场肯定会有问题。科技成果进不了市场，就是一个伪成果。”

　　天津一所重点大学的有关人士也有相同感触，他告诉记者，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够提升转化效率。可以通过合作或者委托研发合同方式进行科研成果转化，比如现在很多高校都已经建立了研究院，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产学研模式的探索。

　　因为当前的科研项目大多数是计划型的，立项时不需要考虑能不能转化成生产力。而做项目的科研人员也很少具备市场头脑，企业很难参与项目决策，这是科研项目和市场匹配程度低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