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近日，山东理工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成立，33名教授受聘为新一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与以往不同的是，学校领导不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校长和学术委员会脱钩，山东理工大学并不是第一个。至少从2011年开始，就有不止一所高校的校长表示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职务。山东理工大学的意义在于，他们的领导班子不再进校级学术委员会。校领导集体和学术委员会脱钩，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或许意味着我国的大学治理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当然，对于这样的改革，我们既要肯定其进步，与此同时也应保持谨慎的乐观。毕竟，改革从来不是单一的“外科手术”，把一个“肿瘤”切除，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就拿大学来说，学术委员会之所以长期有校领导参与，大概是行政制度延伸的产物。大学校领导有行政级别，大学的内部管理，就只能套用行政级别来管理。这意味着，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实际上是行政部门送给大学的“礼物”。这个“礼物”看上去不错，但要真正落实，显然就不只是校长进不进学术委员会的事情了，而是这个委员会自身究竟能不能独立，有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它的决策能否得到有效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委员会制度落地不难，难的是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能否真正参与大学治理，决策大学事务。

　　我国的学术委员会制度，模仿的是西方大学的“学术评议会”制度。学术评议会制度是西方大学的基本治校模式。学术评议会的权限较大，因为该机构和校长一样，直接受命于学校董事会。

　　就我国的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63年，才允许大学在校务委员会下设立学术委员会。1999年施行的《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2014年1月，教育部正式发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要求将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与学术有关的职权。

　　我国现在推行的“学术委员会”制度，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导，以行政方式命令高校执行。这意味着，学术委员会不是来自大学管理理念的觉醒，而是外力助推产生的。即便有些学校的校领导主动让贤，让一线教授当学术委员会委员，但它最终还是在行政领导之下开展工作。这样的“独立”机构，其独立性有多大，需要由实践来检验，最终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学术委员会改革拉开了序幕，既然已经不止一家大学的校领导和学术委员会脱钩。那么，就看首批“平民教授”们能不能用他们的智慧来保持学术委员会的独立性，看他们有没有独立精神拒绝外部力量对学术委员会的行政干涉了。如果能做到有勇有谋，相信我国高校的学术委员会能给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新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