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在其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

相对于西方，中国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西方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

在西方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3000多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

也正由于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为了迎合民众而有意做出违反国家长远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国为例。由于债务累累，政府第一大开支是巨额债务利息，相当于全年的教育经费。本来，左派主张增加福利和增加税收，右派主张减少福利和减少税收。在政党轮替是常态的情况下，自然会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台后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后只敢减少税收，最后自然是国家陷于破产的境地——2007年时任总理的费永就打破禁忌，公开承认财政已经破产。法国前总统萨科奇为了2012年连任，竟然先是下令每个企业给员工分红1000欧元，后更严令任何企业在选举期间不得裁人或者破产。在各个政党如此执政之下，严重地损害了法国的竞争力。这种对竞争力的损害，绝非一言所能尽。

在转型时期中国对腐败的有效遏制。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有选举，而选举必须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曾说：“我有时羡慕中国。你们知道，在中国，贪官将被斩断腐败之手和实施死刑，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们作为欧洲国家，尽管有时手也感到痒痒，但无法实施这一刑罚。”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70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而做到比较廉洁的都是富裕国家。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极为巧合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