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虽然中国企业越来越有实力走出去，也应该走出去，但要在国际经济中上真正运作自如，时间还尚早。中国今年在海外的并购也就是140－180亿美元左右，这种规模还很小，在纽约随便一个基金管理公司可能就管这么多的投资。为了让中国企业更顺利地走出去，恰恰不是要教他们怎么用儒家文化去做生意，而是要教他们更多基于法律的商业文化，让他们有根据正式合约和正式规则做交易的习惯，而不是去摸潜规则。
《中国企业家》：由于中国自己的特点，现在恰恰能走出去的是一些大型的国企，民营企业似乎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就您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西方知识界对这些国企的主流看法是什么？
陈志武：西方看法两种都有，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政府决策层和民间智囊团体不支持美国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姿态，认为国会不应该阻挠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应该阻挠。支持阻挠的人觉得中海油作为国有企业，它就是国家的代理人，所以中海油到美国来收购美国的能源公司，这不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国家行为。正因为这一点，过去一两年我也建议，中国应该成立专门做海外资源并购的基金，用这些基金支持民营企业作为海外市场并购的主要力量。因为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越多，越让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海外扩张担心。由民营企业去做，政治上的风险就要小得多，而且经济效益也会更好。
·民主、法治和工业化
《中国企业家》：如果说私有产权和完善的金融保险市场是实现自由、民主、法治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什么是中国企业家精神该具备的基础呢？早一辈企业家的路径让人们一直讨论着他们的“原罪”问题，不少企业家因此被抓，是因为他们缺少一个精确、可预期的环境，还是因为他们自身内生的儒家精神出了问题？接下来的新一代企业家会有什么变化？
陈志武：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目前在政府高强度的管制下，在国有制下，整个制度架构使得劣币驱除良币，良币也变成劣币。
国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土地等很多资源都是国有的，企业家不得不跟政府打交道，同时政府的审批程序很多，尤其像房地产、金融、能源、电信，哪个行业利润多，管制也越多，这使得进入这些行业的门槛提高了。你要有关系，要跟权力结合，才有可能拿到那些批文。这样一来，在一个高度管制的社会里，制度环境实际上效率是很低的，好人也被逼着变坏。寻租、行贿、受贿有了滋生的空间。因此，在中国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除了少数人以外，更多的人就是通过行贿建立非常牢靠的政府关系，这样你才能进入其他人不太容易进入的行业，得到其他人不太容易得到的项目。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那些新兴行业的企业，比如软件、电脑、互联网，由于是新的、先存的管制相对较少，再加上这些行业的企业可以到美国、香港上市，使得这些新兴行业出来的富翁、企业家，到目前为止出问题的较少。比如张朝阳、沈南鹏、江南春、施正荣等，这些人的财富是靠到美国上市实现的，非常阳光。所以现在中国各种现象和趋势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管制较少的新兴行业培养出来的企业家不是“儒商”企业家，而是“世界型”企业家，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些现象当然也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中国企业家》：国内企业与先进商业国家的企业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人治与法治的区别，您认为儒商“人治”的这部分能否国际化？民主和法治跟工业化孰先孰后？
陈志武：如果儒商“人治”真的被国际化，这不是倒退了吗？
民主在很多人看来是西方来的东西，其实民主真正被系统的实现只是近代的事。既便在西方国家里，虽然先在古罗马、后在12、13世纪的城邦就有民主，但实际上不成气候，真正成气候是17、18世纪的事。这是因为，如果是农业社会，那么利益的规模小，再加上运输条件没办法跟上，那么，即使政府的权力没受到制约，没有民主的架构来控制政府权力，关系也不是太大，因为政府能够拿到手里的资源非常少，他们再滥用权力，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也是有限。
但是随着铁路技术的出现，蒸汽轮船的出现，若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对社会所能带来的破坏就会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比如，社保基金超过万亿，一个建行存款也有好几万亿，这种规模的资源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个机构可以控制民间这么多的民脂民膏。所以，回过头来讲，如果当时清政府能有一个建行或工行控制那么多的资源，如果清政府也可以随时伸手调动这种银行资源的话，那么清政府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但是，那时候没有这样的金融机构，也没有这么大的企业，也没有铁路系统、公路系统、空运系统来帮助他们调动资源，所以农业社会确实不需要民主。
西方的法治也是近代才完善的。虽然原来也有法院、法治，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美国法院里面的行贿受贿也是常有。今天美国这么健全的法治和民主体系，跟现代传媒的关系都很大，报纸、电视、互联网和各种通讯手段把所有当权者的言行都公布于世人眼前。换句话说，在没有电话、电视，也没有那么多的报纸，更没有互联网之前，美国权力的黑箱操作也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初西方国家也是人治，也是靠关系来做事情，只是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加强、技术的进步，西方在过去800年里慢慢过度到法治，并总在完善。
儒家文化诞生于农业社会，在没有公路、铁路、海运之前，商人们基本上在本地做生意，在生意规模有限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导致的暗箱操作影响不大，不容易损害当事人太多的利益。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交通、通讯和工业技术使得商业规模和市场范围大大增加了，如果还是按照潜规则运作的话，局面就大为不同了。
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和之后，应该把儒家文化留在家里，不仅不要想把“儒商”文化带向世界，而且要接收并习惯基于法律的商业运作，多用专业化的律师。（来源：《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