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受挫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形成也就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过去曾有一个时髦的词来形容他们，叫“儒商”，您怎么看待儒商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
陈志武：虽然国内有各种关于儒商的论坛，但什么叫儒商？什么叫华商？十个人就有十种说法。很多人会说，儒商指的不是孝道这些东西，而是更强调仁义理智信，不要为富不仁，要以和为贵；不要为了自己多赚一分钱就伤了大家的和气，中庸就可以了。——
其实，如果“儒商”文化是指讲诚信，讲仁，讲义气的话，不管是华商、儒商还是欧洲商人、美国商人，任何国家的商人都会提倡，否则市场交易难以长期进行，这并不是儒商特色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商学院教商业伦理等。
也许儒商和其他商人不一样的就是强调以和为贵、中庸，但是这些行为哲学跟商业创新、技术创新是互相矛盾的东西。换句话说，事事求中庸、以和为贵，这些正是过去二千多年抑制中国商业发展、抑制创新的文化哲学根基。因为中庸是要“枪打出头鸟”，不是追求最好的，反而是奖励、激励“平庸”，以和为贵是要你放弃对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益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宋朝“四大发明”以后创新总是上不来的原因——我们总是强调每个人都要听话，顺从，以和为贵，凡事不要那么认真，不要为了自己利益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提倡以儒家文化来经商的话，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些年好不容易出现的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力重新压下去。如果没有追求卓越的文化，怎么能有根本性的发展？
儒商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事事讲关系，强调非正式的交易方式，而不是讲法律、讲合同。这种交易方式对于农业社会里小打小闹的生意来说，对于小范围内的生意来说，问题不太大。但是在市场范围、交易规模被现代技术大大扩大了的今天，这种方式问题很多。
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当年发生危机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历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商人做事情强调人际关系，而不是强调法治以及通过正规的商业契约严格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在意法律和政治制度。这样一来，1997年之前，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些国家，官商勾结都甚嚣尘上，许多背后交易为危机埋下种子。换句话说，“儒商们”做生意的规则，交易中的权益与责任往往是不清不楚，问题积累到最后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
这种不喜欢正式合约或正式法律的儒商文化也使得成功的商家“富不过三代”，由于轻视正式合约、法律的作用，儒商无法把一个成功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理人，由后者去管理，因为如果没有可靠法治的保障，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无法分离的，老板是无法放心的。所以，成功的华人家族企业只能由儿女、子孙接管，不难想象这些第二代、第三代能管好的概率会有多高，所以“富不过三代”就不奇怪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新一代中国企业人不去学更好的管理学、商学，而要它们去学“儒商”？
《中国企业家》：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和中国改革的浪潮让尚还稚嫩的儒商们不得不“走出去”，他们其实代表着中国崛起的形象，但目前情况并不乐观，包括早些时候中海油并购受挫，以及现在TCL集团兵败欧洲和明基宣布其欧洲移动子公司破产,联想在美国好像也举步维艰，这让华人企业和儒商的国际化在近期布满了阴霾，您怎么看？他们的遭遇是否也已经蕴涵了儒家文化走出去的困境？
陈志武：两个礼拜前在纽约参加过一次会议，就是谈论类似的问题。在近期内，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不会成功呢？我觉得，如果100个企业走出去有4－5个成功，那就算很不错了。这并不是说中国企业不应该走出去，而是应该走出去，但是预期不能太高，现在可能还是交学费的时候。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华商重关系、不重正式法律合约，这种商业文化使中国企业在国外要走很长一段弯路。
比如，2004年年底，联想和IBM要在美国签署并购协议。当时联想高管在纽约机场下飞机后，发现怎么没有IBM高层的人来迎接呢？于是就觉得非常恼火。听说，第二天他们在和IBM管理层的正式会谈时，第一件事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不给面子。但实际上，美国人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你可以自己安排车子，自己去宾馆，我们说好第二天几点在哪会谈，到时间我们在那里见就可以了，何必浪费这么多高管的时间去机场迎接？要知道大家的时间成本很高的。美国人非常务实，他们可能想，美国有很多专业搞接待的公司，你自己挑一家让他们接送就挺好，因为这样效率是最高的。
再比如，三年前，我会面过德隆的一个高管。当时德隆在德国买了一家小型飞机制造公司，德隆在德国企业的主管是个德国人，他可以讲英语、德语，但是不懂中文，但德隆的高管英文不会，德文更不用说，所以我就成了他们间的翻译。从头到尾，我感觉，德隆的高管根本就没把他们雇的这个德国主管放在眼里，他的肢体语言根本就没把对方放在眼里，更不用说跟对方有任何的交流。当时我心里就很纳闷，这个德隆太神奇了，他们买了这个德国飞机公司以后怎样去管理呢？他们既不了解德国的文化习惯，也不理解德国的做生意方式，这种并购如何成功？
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多挑战和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把海外并购的目的政治化，而不是商业投资。联想本身是国有控制的，他们自己说是非国有的；当年没有成功并购尤尼科的中海油是国有企业；TCL是改制过来的，海尔也是这样，叫集体所有。目前这些已走出去的企业大多数是国有血统。换一句话说，如果国有企业花钱去做海外收购，能不能赚钱，他们为什么要在乎？所以，我担心有太多国有企业或者半国有企业的老总有争夺“民族英雄”桂冠的情结，花别人的钱让自己获得政治资本，让自己成为“民族英雄”，为什么不干呢？以往讲到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用到海外并购上，其潜在的成本就大了。现在，中国企业要拿走出去这个奖杯的情结太重，这已经超出商业运作。
其次，我们国际化方面的知识和人才储备基本是空白。国内没有几个大学有研究学习各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地理这样的专业，去研究各国的商业文化、公司惯例与历史，但是中国的企业纷纷要走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