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学之先导

在渐江之前，明代汪肇、詹景凤、丁云鹏、吴左千、杨明时、程嘉燧、李流芳、李杭之、郑重、李永昌、郑元勋等画家，长期旅居徽州，流连于明山秀水之间，悟出了山水之精神，与一味拟古囿古之风格格不入。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均不同程度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新安画派对人品与画品的追求，尤其是程嘉燧、李流芳二人，可以说他们无疑是新安画派的先导，我们从他画作中多可见新安画派所学的痕迹。

“几百年来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样的楹联在徽州古民居随处可见。徽州素有“东南邹鲁”之称，文教昌盛。明清徽州状元之多，闻名遐迩，所谓“一科同郡两元”“兄弟九进士、四尚书”“父子尚书”。程朱理学的肇兴毋庸赘言，徽州的诗学、经学、文学、数学、医学、雕刻等均享有盛名。当然，在此经学兴盛之地亦不乏美学家，新安画派的先驱之一詹景凤便是一位美学思想家，著有《东图玄览编》《詹氏书画旨》等美学著作。新安画派诸画家在此文化之所，耳濡目染，通经史，晓诗文，重自身修养。渐江重孝悌的儒家思想传为历史佳话;查士标出生书香门第，有“诗、书、画”三绝之称。文化的积淀让艺术更富有人文内涵，使得文人画在此得以传承。

徽商——艺术赞助者

徽商作为艺术赞助者在新安画派的兴盛中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明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田少民稠”的徽地民众迫于生计纷纷走出大山，由于善于经营，诚实守信，“徽商”在各地兴盛，甚至远及东南亚、西欧等地。

明末清初，徽商发展至鼎盛。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徽商的经济地位与其社会地位极不相称。为提高自身文化身份，徽商除回乡资助办学外，便是收藏文化艺术品以彰显自身文化品位，新安画派描绘的家乡风貌得到了徽商极大地认同。同时，为间接地提升自己的身份，徽商也有意识地资助新安画派众画家，提升其在画坛上的地位。

徽商对新安画派著画家的资助有多种形式。比如资助“雅游”，新安画派师造化，要求画家能有更多的机会游历名山大川，同时游历也是古代隐士的必修课，和交游的途径之一。但游历是需要巨额资金的，很多画家的生活尚不能饱腹何谈游历，徽商的资助使得画家得以在山明水秀间涤清俗世纷扰。其次修建会所，雅集也是重要的方式。如“锦春园御楼”、“随月读书楼”、“康山读书处”等，都是徽商自建的雅集之所。不仅建雅集之地，还出资购买大量书籍文玩供文人阅读研究，史载徽商程晋芳“磬其财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徽商不仅发起雅集，而且为文人雅士提供饮食起居，还发给赏钱，极大地增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繁荣。此外，最直接的便是书画购藏。徽商崇儒尚雅，有的徽商本就是文人，比如詹景凤，有的徽商后成为文人，比如吴其贞。徽商崛起后，他们对于书画的购藏具有极大地热情，俗语言“堂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徽商对字画的收购以宋元为主，吴其贞曾言“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至倪元镇以逮沈周，价骤增十倍。”徽商购藏书画后往往邀请一些儒雅饱学之士一起品赏，或请人鉴定、或请人题跋，还很大方地供人临摹、研习。有记载，渐江就曾在徽商吴廷龙家中研习了数幅倪瓒的真迹。徽商对书画的购藏不仅为新安画家博众家之长提供了蓝本，也大大地解决了画家们作品的销售问题，当时渐江的画就非常畅销，时言“江南人家以有无定雅俗”此“有无”的对象便是渐江的画作。

当然除此人文条件，普门寺和尚开辟了登览黄山之道，对新安画派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黄山裸露的岩石、奇特的松树加上流动的云海，极具形式感的画面成为新安画派众画家用以抒发性情、表达心境的最好题材。

近现代，新安画派受到黄宾虹的大力推崇，名重于画史。后继者汪采白更是将水墨淋漓的简淡书写发挥到了极致。(文章来源： 《文物鉴定与鉴赏》 作者： 周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