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007电影上映的季节，连书店里都是间谍的气息。

　　不知道作家勒卡雷看到《007：幽灵党》是什么样的感触，他曾经极度看不上的邦德在孤独和痛苦中别无选择地坚持信念，仿佛被他笔下的利马斯灵魂附体，发出“间谍的归宿是不再存在”之叹的M，更像是勒卡雷那些冷战背景故事里疲倦、善良的史迈利，而非邦德的铁血上司。弗莱明创造的低俗小说符号竟加入了勒卡雷的严肃写作版图，这时，距离后者发表他的代表作《柏林谍影》，过去了整50个年头。继《柏林谍影》的50周年纪念版在英国上市，它的中译本也在最近面世。年过80岁的老作家再谈自己的巅峰之作，他说：“50年来我学到的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我仅仅是在那个秘密世界里做过一点事情的正常作家”

　　写《柏林谍影》时，本名大卫·康威尔的勒卡雷仍供职于英国情报机构，之前他已经用笔名出了两本小说，这本《柏林谍影》经过重重审核，被认为“纯属虚构，与个人经历无关，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被允许出版。但小说面世后掀起舆论狂欢，有美国媒体挖掘出勒卡雷的机密身份，把他描绘成一个凭空冒出的英国间谍，讲述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随后，又相继有专家一口咬定书里讲的是真实事件，推波助澜地把它送上了畅销榜，并且在榜单上停留了很久。

　　出于情报人员的职业伦理，勒卡雷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否认自己为军情五处工作，但他越是否认，越加剧围绕这本书的谜团。若干年后，当勒卡雷的身份不再需要“保密”，他曾开诚布公地说过：“我从未经历过什么危险的事，其实这份工作经常让我感到无聊透顶。否则，我的雇主也不会允许我的小说出版。”就像他自嘲的，军情五处对于这个“不够谨慎”的决定后悔莫及，有太多人把小说当真，一度很不利于现实的情报人员招募。勒卡雷所在部门的主管公开表示“他的贡献微乎其微”，兄弟部门的主管认为小说很有趣，但作者描写的“无情的双重间谍行动”绝非事实。讽刺的是，当真正掌握情报工作话语权的内部人员站出来澄清时，他们越解释，公众越是认定他们在撒谎。

　　真相的悖论制造出的谜团，让勒卡雷获得了一般作者梦寐以求的关注，但问题在于，那个谜团的本质是谣言。当他的抗议对事态发展无能为力后，他的心态从最初的惶恐演变成无力的愤怒感，50年后，他坦言这种不能平息的愤怒伴随了他的全部写作生涯：“《柏林谍影》是一种任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种想象力因为我对政治的厌恶和个人困惑而终结。”他被视作间谍小说写作中的“第一人”，这恰是他所痛恨的头衔，因为，“我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的正常作家。”

　　柏林的悖论：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

　　上世纪60年代初，身在历史现场的勒卡雷见证柏林墙的建造，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用空心煤渣砖垒砌的厚墙。然后，他用想象塑造了利马斯，这个男人和他所在的柏林，成为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代表。他用小说捕捉了“二战”结束15年后弥漫在两个德国的氛围、气息和声音，痛彻心扉地认识到：“只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17年的俄国。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而言，二战只是插曲。”

　　冷战的堡垒在二战的余烬上拔地而起，勒卡雷观察并记录下的历史悖论莫过于此。利马斯在联邦德国遭遇的同行，其实是一群声名狼藉的人，他们在第三帝国时代有过“辉煌”履历，战争结束，他们没有被送上战犯法庭，却因为对铁幕东侧的激进反对态度，得到盟国的宽容甚至宠溺。美国人组建的西德情报机构头目莱因哈德·盖伦，是东线战场的降将。情报机构总部位于慕尼黑附近的普拉克村，那栋巴伐利亚乡间豪宅之前的主人马丁·鲍曼是元首最信任的私人秘书。当勒卡雷因为私人关系得以去那里参观时，看着从地窖里盘旋而上的巨大楼梯，还有和元首府邸中类似的地堡，他想象利马斯会是这个地方的常客，因为没有联邦德国的配合，深入东部德国的行动根本无法实施。他想象着利马斯很多次地在这里遇到海因茨·非尔夫，这位盖伦最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是昔日的党卫军核心，他揭露过一堆俄国间谍的身份。而在远比小说更荒诞的现实中，人们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个被亲美政权重用的纳粹干将是一名苏联间谍。

　　在某种意义上，勒卡雷足够幸运地只做过点情报基层工作，没有被那个世界所吞噬，他才有机会以“正常作家”的姿态去看清并写下：“情报组织之间的战争最无稽、最没有生产力，也最无法自拔，它对真实世界既无任何启发，也无任何助益，只是制造出无休无止的镜子迷宫。”

　　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世界的道德

　　饱受“真相谜团”的困扰时，勒卡雷作过这样一番检讨：“《柏林谍影》最大的价值，或者说，我犯下的最大过错，是把这个故事讲得让人信服。归根结底，故事里的梦魇是世界上很多人的经历。”他抵制外界评价他描写“间谍的现实”，因为他的野心让他把视线和笔触投向更普遍的现实。007或《碟中谍》这类电影里，老派特工在改变的世界里成了不合时宜的人，比他们更老派的勒卡雷反而在这时越发显得“合时”，就像他断言的，今天这个时代和吞噬了利马斯的时代，面对的问题是同一个：西方能多大程度地正当捍卫其价值观。

　　从一开始，勒卡雷就是不乐观的。《柏林谍影》里虚构的情报机构头目有明确的表态：不能因为你代表仁慈政策的一方，你就不像敌人那样残忍无情。后来，在《史迈利的人马》结尾，史迈利赢了对手卡拉，勒卡雷却在自序里写下：当卡拉一无所有地走向柏林墙，史迈利赢了，但赢的人输了。现在，当他再谈《柏林谍影》，他说的是：“西方的代言人打理得更加精致考究，为非法的战争辩护，为无人机和刺杀制造理由，并号称垄断的大公司能为第三世界谋福祉。”这段指控微妙地和《幽灵党》里M那句“杀人的执照，本质应是不杀人的执照”相对应，如硬币两面，一面清醒悲观，另一面寄托了一点救赎的渴望，殊途同归于老作家那句格言式的结论：“情报世界和普通人世界的道德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