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坛亦江湖》作者：汪兆骞出版：现代出版社

　　周作人清楚记得“五四”之后的6月3日，当反动军警与爱国学生、反革命势力与群众对立的时候，他毅然站到学生和群众一边。他勇敢地与刘半农、陈百年、王星拱等一道前去关押被捕学生的监狱看望慰问学生。虽被拒绝，其心系学生的表现，深受学生敬仰。当夜愤慨无眠，一口气写成《偶成》四首，对爱国学生表示“敬意”。随后的几天，在校门外已驻兵五棚的危险形势下，周作人仍至学校文科，后步行到前门内警察所前，见年轻学生举旗讲演，军警挥棒阻止，他欲上前支持，被军警拦住，周作人对士兵道：“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说话间，军警的马队突然冲入人众……他不能容忍鲁迅这般轻蔑年轻人的言论自由。

　　那时，周作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五四”战士的形象，他的文章被认为是体现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为新文学的开道者之一。其影响和成就与鲁迅难分伯仲，甚或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当时的鲁迅。

　　1922年11月4日的“剧评事件”，两个月后周作人写的《昼梦》，后来又写的《饮酒》等，已预示着他与鲁迅的感情风暴悄悄逼近。

　　有文章说“鲁迅塑造了周作人的‘汉奸性格’”，只说对了一半。鲁迅的包办和强势，导致兄弟失和，但周作人走向深渊——当了可耻的汉奸，则完全是他个人命运的选择，是周作人的历史悲剧。

　　人是复杂的，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与其人格委顿、道德弱化多有关涉，但作为一个“五四”的学人，其良知也未完全泯灭，他的灵魂也一直在苦苦挣扎，甚至在自我救赎。

　　为了出版李大钊的遗著，周作人是颇为出力气的。1933年4月，曾写信给曹聚仁（后因首次报道台儿庄大战而成名）说：

　　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已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行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只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群众图书公司是曹聚仁所办，故收到周作人的信后，就答应了。他又与周作人为研究出版事宜，如关于请谁题字、作序等几次通信。

　　周作人还提一个重要编辑原则：

　　守常遗文如能设法出版，最好；鄙意如不能全印，即选亦不妨，总之希望能不被删节，如删一二句则此篇反不如不编为愈也。

　　周作人提的原则，极有见地，保留李大钊文章的原貌而不被删改，至关重要。

　　曹聚仁后来找鲁迅为李大钊的文集作序，鲁迅复信曰：“惠函收到。守常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鲁迅日记》1933年5月7日日记曰：“得曹聚仁信，即复。”即指此信。后这篇《〈守常全集〉题记》发在《涛声》上，后收入《南腔北调集》里。

　　可惜，因太多曲折，李大钊文集最终未能如愿出版，但周作人对此事的贡献不能抹杀。（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