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坛亦江湖》

　　作者：汪兆骞

　　出版：现代出版社

　　大凡受别个罩于呵护之中的人，往往性格懦弱又乏主见，且孤僻冷漠。大凡与周作人多有交往之人，比如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认为周作人淡泊静雅，很少臧否人物。周作人却把自己温和的个性说成是“中和”。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说：“现在我们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他似乎在为自己的冷漠，待人的冷意辩驳。林语堂却不这么认为，他在《记周氏兄弟》中有这样的名言：“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

　　很多时候，对待不少问题，周作人都跟在鲁迅之后，亦步亦趋。比如鲁迅对京剧极为厌恶，周作人便在《新青年》上发表他与钱玄同关于旧戏的通信，“论中国旧戏之应变”，称其“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断言“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随即在《人的文学》里，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

　　当对于《新青年》怎么办，陈独秀与胡适发生分歧的时候，周作人站在鲁迅一边，支持了胡适。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周氏兄弟二人，在前半生充满了亲情，作为兄长的鲁迅一直关心和影响着周作人，他们的关系中，鲁迅一直是强势的，他是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着弟弟。但是，即便是兄弟间，强者往往也是无忌的，无忌的代价常常是弱者的尊严被漠视。“两个人都有天才”（林语堂）而非平庸者，被漠视者是会以他独特的方式，惩罚强者，这似乎是一种定律。在文坛，鲁迅更是以强势的姿态示人，思想犀利、文笔老辣、我行我素、纵横文学江湖，一生不曾退却服输。剑戟也常伤害自己人。对他一生有过大帮助的蔡元培、先他高举新文化运动大旗者胡适、连与他并无瓜葛小字辈的沈从文，他都未曾宽容过。

　　且举一例。1922年，在周氏兄弟的推动下，蔡元培特聘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并安排住在八道湾鲁迅家里。周氏兄弟遂与之结为朋友。那年深秋，爱罗先珂看了北大与燕京女校学生演的戏剧。看后，写了剧评曰，“在中国，没有好的戏剧”，接着感慨道，“没有戏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啊”。不料，这种批评惹怒了青年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后成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就在报上写了《不敢盲从》，予以批驳。

　　原来是很平常的事，却激怒了周氏兄弟。鲁迅便在《晨报副刊》（1923年1月7日）对演出的评价不同发表《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对这位大学生进行了鲁迅式的冷嘲热讽：“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现在又特地负责的声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在《鲁迅日记》1923年1月14日记有“寄伏园稿一篇斥魏建功”。或许鲁迅真的动了气。文章发表之后，日记有“午后往牙医陈顺龙寓，切开上腭一痛，去其血”的记载。

　　十天后，周作人也发表《爱罗先珂君的失明》（载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刊》），告诫年轻学生要尊重别人。其中有几句话，值得玩味：“不要加以人身攻击，即使当做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温良的周作人，自然站在鲁迅一边，但面对年轻学生，似对鲁迅的褊狭刻薄也不苟同。由此可窥见周作人经常处于自我矛盾状态。（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