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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卵形疟都有发生。此外，海南黄花蒿资源丰富，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植株高大繁茂，开展青蒿素新药临床试验最为理想。

　　如获至宝的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扎根昌江，有时躬耕于黄花蒿丛，有时俯身于患者床头，有时埋首于实验室里，白天黑夜只想着一件事——逐步完善青蒿素在治疗疟疾，尤其是治疗恶性疟的配伍，并将研究逐步发展为青蒿素联用其他药，使疟疾的复燃率降至最低。

　　庞学坚颇为感慨，为了防治疟疾，许多科学家以身试蚊，调查海南蚊虫种类及分布密度，“为了检验抗疟新药及新的治疗方案，还有一些科学家故意感染疟疾，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和肝脾肿大的痛苦，可谓置生死于度外！”

　　屠呦呦就是以身试药的科学家之一，作为试药的第一批志愿者，她毫不犹豫地试用了还不够完善的青蒿素，这在一定程度上长久地影响了她的健康。而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才被她不经意地提起。

　　“那个年代讲究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无论谁出成绩，都归于集体。”如庞学坚所说，平日每每有人褒奖，乃至于站在诺贝尔奖的“风向标”——美国拉斯克奖的领奖台上，屠呦呦也只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而不言及自身。

　　心系海南不忘青蒿情缘

　　“其实，老屠在海南工作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半年多时间，做了30例临床疟疾病例的实验后就回了北京。”但是，蔡贤铮与屠呦呦的情谊似乎在她离开海南后更为深笃。此后的30多年间，他们书信往来不断，彼此互称“老蔡”、“老屠”，围绕青蒿素以及疟疾防治等话题作了诸多探讨。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泛黄的书信中，屠呦呦几次嘱托蔡贤铮帮忙采集五指山地区和文昌一带的黄花蒿，做一下海南不同地方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的对比研究，以便更加充分地利用海南的黄花蒿资源优势。纵使远隔千山万水，她心心念念的，还是这片蒿草遍野的肥沃土地。

　　1982年4月，海南制药厂向中央卫生部、国家医药总局递交《关于要求给予我厂定点生产青蒿素的申请报告》被拒绝后，屠呦呦也是第一时间给蔡贤铮来信说：“有必要向主管部门和领导同志大声疾呼，海南青蒿资源的利用有必要重新评估。”

　　屠呦呦心系海南，蔡贤铮和庞学坚一样难忘这位“衣着朴素，却举止优雅，始终面带笑容”的女科学家。昨天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刚刚揭晓，他们便欣喜地与当年共同抗疟的同事互通电话，今日又相约聚首，用自己的方式在遥远的海南为屠呦呦庆贺。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庞学坚反复念叨这句话，一切伟大的付出都不会为时代所遗忘，这么多年过去，年至耄耋仍然醉心科研的屠呦呦，终于等到了这份迟来的荣光。

　　（本报海口10月6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