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修订历史教科书而在台湾引起了“反课纲运动”,年轻的抗议者在地上写的粉笔大字、手里举的标语口号,竟然错字连篇。台湾作家张大春对此表示“惭愧得无以复加”,因此招惹争议。

　　我是不认得张大春先生的,只是读过他的几本书。除了欣赏他的文笔,心底里更认同他是个教字先生。六七年前他那本《认得几个字》,拿来便手不释卷,没事就要闲翻几篇。这本书是写给“已经学、正在学、将要学认字的孩子”,但即便是自恃认得几千汉字的大人读了,也常常要拍着大腿叫道:“原来这字是这么来的!”

　　就是这样一个教字先生,因为对台湾学生的错别字感到惭愧,却被抨击“死抱着中国字的威权”,甚至被苛责为“一个被儒家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洗脑的中年男人”。台湾学生的主张我不想置评,但仅是对汉字威权的蔑视,便足够为张大春先生鸣不平,甚至值得同感“惭愧”的了。

　　我的父亲也是个教书匠,若干年前开设的古汉语课程在地方极有威望。我三叔是个书法家,常常为人题字,因此也需要有古文功底。小时候常见他们兄弟二人研究遣词造句,之乎者也摇头晃脑的,颇为神奇。

　　这两个人,一个教我认字,一个教我写字。汉字于我,魅力无穷。五六岁的时候,我便可识文断字,把一本没有注音的《365夜故事》翻烂。每临摹一个大字,父亲便用手在三叔给我写好的字帖上比划着,给我拆解这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告诉我这字的来历和寓意。

　　认得这三五千方块字,不单是知道读音那么简单。认识汉字,就应该像认识一个人一样,记得他的面相,辨得他的声音,懂得他的内里。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教育学界开始主张不要过早教孩子认字。我不知道中国孩子学认汉字,能有什么害处；也不知道当下那些从三岁就开始给孩子灌输英语和到了六岁仍捂着书本不给他汉字认的父母,到底孰对孰错。仅从实际操作上讲,你教与不教,汉字就在那里,孩子自然就会认得。

　　如同张大春先生所说,小孩子识字的过程往往是从误会开始。“利用同音字建立不同意义之间的各种关系,其中不免望文生义,指鹿为马。”我的儿子在三岁时,路过央行,指着标牌大字说“中国人民很行”。幼儿园毕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偏旁部首不同的字,读音意义自不一样,还有一些字是多音字,听说自己那“银行”二字的笑话也会笑个不停。

　　谁又不曾闹过些“你认得汉字,汉字不认得你”的笑话呢?一直到高中,父亲还为我常常用错“的、地、得”而生气。语文考试里,“水至清则无鱼”的下句接不出来,同桌便自己对了句“题至难则无解”。

　　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的自序里说:之所以误读、误写、误以为是,其深刻的心理因素是我们对于认字这件事想得太简单……往往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智开始萎缩,我们的语言趋于乏味,我们被口头禅包围攻占乃至于侵蚀、吞噬。

　　难怪我的父亲,在我上大学时送给我一本汉语词典,并在扉页上写上“常翻常新”几个字——我读的是外语大学,但父亲始终认为汉字走到哪里都是治学之本。他鼓励我经常查字典,不光是认得几个字那么简单,至少能保持我语言不会“乏味”。

　　现在还有多少人有查字典的习惯?连文字工作者也常常是随手在网上搜索一下了事。几年前,父亲单位入职考试的试卷,一篇文章里有150个错别字,父亲一口气找出来130多个。我挑出改对了百余个,但前来应聘编辑职位的年轻人里,只看出二三十个的也大有人在。

　　这样与汉字“对面不相认”,又或是现代人提笔忘字(甚至根本用不到笔)的普遍性,任哪个教字先生,都会感到惭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