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州人沈复的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近年来又成了热门书,到书店看看,不同的版本有四五种。这部书,在上世纪也热过两次,一次是三十年代,由俞平伯、林语堂等力荐。另一次是八十年代初。杨绛先生写了一本《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作了一篇小引,也就是序文。序文中说:“《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我手头这本小册子是1980年三联的版本。“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这句话是印在一张小纸条上,后粘贴上去的。透过纸背可以看到,原先印的是“一部我很喜欢的书”。前些年,学者在引用钱先生这段话时,出现了“很喜欢”、“很不喜欢”的不同说法,大概和这张后贴的小纸条有关。《浮生六记》成为新时期热门书,与钱先生这个序言多少有点关系。当然这本书的热读和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查检资料,过去七八十年来,出版重印过160多次,这一记录不亚于《红楼梦》。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旗帜,倡导个性解放,批判“吃人的礼教”,反对封建家庭旧俗。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在我国盛行,宣扬理性的书刊大量翻译出版。同时,一批明清时期的自传体笔记小说,也被挖掘出来。《浮生六记》与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蒋坦的《秋灯琐忆》等成了热门书。这类文学作品所记往往是个人家庭琐事,但多不合正统礼教,与五四倡导的新思想新风尚却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浮生六记》记述了作者与妻子芸娘充满欢乐和情趣的夫妇日常生活,但他们的行为方式不为封建大家庭所容,最后被逐,芸娘贫病而死。作品反映了在封建家庭制度及其文化主宰下,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存形态。书中显露的个性解放、个人才性伸展的思想萌芽却难能可贵。这对夫妻是自由恋爱而成婚的,恩爱如痴,历久弥笃。芸娘颇富文才,能诗会文。闺房之内,夫妻谈论诗文,如一对文友。芸娘并不理会传统妇道,率性而为,不拘礼俗。夫妇相携游山玩水,参加诗友聚会,与船女、艺妓及挑担贩夫交往。有一次为避人耳目,芸娘在丈夫怂恿下,女扮男装,参加插花庙会夜游。这些行为大大触犯了旧礼俗,所以公婆怒斥芸娘“不守闺训”,因而“憎恶日甚”。陈寅恪先生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沈复字三白,笔者注)。这个例外的艺术典型,在五四新一代文化人士的视域里受到重视,俞平伯、林语堂、潘光旦等力荐此书,是很自然的事情。

　　五四和上世纪80年代初的读者称赏的是“个性才情的伸展”、控诉旧礼教的主题,这一点今天恐怕已经褪色了。当下《浮生六记》受读者欢迎,原因是多元性的,其中主要的,拟是林语堂先生所谓“闲适生活”的现代解读,欣赏之点在于书中大量描述的日常生活意趣。当年“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热衷于宣扬闲适生活,对《浮生六记》极为欣赏,1935年还将书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他还用英文写了《生活的艺术》一书,大段引述《浮生六记》的内容。对当时被现代工业异化的西方社会来说,“闲适生活”或许是一剂西方人希望回归自然心愿的心灵鸡汤。而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亡时刻,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实在是一种语境上的错位。

　　面对工业化的喧嚣,忙碌的人们希望有一种慢节奏的闲适日常生活,来释放伴随社会经济快节奏而产生的焦虑和烦躁。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生活艺术趣味的信息,就是一种证明。享受恬淡自适的小家庭生活,让日常生活充满艺术美感,成为今天不少人的向往。《浮生六记》中讲述的那种小家碧玉的、充满意趣的生活方式,不但令人向往,甚至可以仿制。沈芸夫妇都聪慧有文化,闲暇时探讨古文、欣赏诗词、辨析文字、赏景联句,让日常枯燥生活充满文化品位。夫妇的恩爱也有独特方式,比如,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印章两方,一朱一白,以来往书信之用。主人公追求精致生活,茗茶焚香都有说道。家什器具摆设、庭院种草插花,都很讲究。比如,为使插花生动,觅螳螂、蝉、蝶,用细丝扣其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

　　主人公的生活并不富裕,简朴的生活却过得高雅别致。男主人小帽领袜,皆芸娘自做,衣之破者,移东补西,必整必洁,色取暗淡,以免垢迹,既可出客,又可家常。生活简约,粗茶淡饭,调理得很有滋味。乳腐、卤瓜,以麻油白糖相拌,以佐稀粥泡饭,十分可口。芸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一种知足常乐的恬淡生活态度。夫妇好客,“芸拔钗沽酒,不动声色,不费之烹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得有闲暇,游湖赏花。与好友野饮,因通常只能冷食,总不如热饮为快。芸娘设法雇了一个卖热馄饨挑担同往,“烹茗暖酒烹肴,众友坐地大嚼,游人见之,莫不羡奇想。”书中描写的日常普通生活,与《红楼梦》中金玉满堂的府地,那种吃顿螃蟹宴弄得累死人的生活方式,是大相径庭的。《浮生六记》推崇的生活方式让普通民众感到更亲近。斗转星移,与林语堂那个时代已是大不一样了,当时的语境错位,今天似乎转成了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