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变化：投身社会与政治参与

牙买加老一代华人移民在三个要素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了一个团结和统一的社区：种族-文化优越感、经济专业性和社会孤立性。然而，这种“团结和统一”受到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的挑战。在1950年代，安德鲁·林德描述了金斯敦郊外农村教区相当大的混合华人的出现。与那些农村地区不同，这些教区具有作为华人认同中心的小“唐人街”。[74]即使在那些存在很多华人的城市里，比如在金斯顿，华人中的异族通婚也在逐步增加，并且引起了老一代华人的警惕。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出生于牙买加的华人并不看重他们“父辈的民族中心论”。年轻华裔甚至看不起华人女孩，宁愿与其他肤色的女孩交朋友。他们不愿自己被描述为单独群体，而宁愿被当作牙买加人来平等对待。[75]结果，华人社区卷入本地社会的过程变得越来越明显，无论这种融合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华人认识到自己现在是牙买加社会的一员，无论是老一代的还是新一代的华人都变得更加关注当地问题，如他们在牙买加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殖民统治时期和殖民统治后在西印度群岛中的位置。

一些华人精英逐步进入牙买加主流社会。《英属西印度牙买加名人录，1951年》一书中所列举的绝大部分华人都深深地融入了牙买加的社会生活之中。这一融合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首先是宗教。大部分著名的华人或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或皈依了基督教圣公会。在《英属西印度牙买加名人录，1951年》一书中所列的27位华人中，6位出生于中国，他们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来到的牙买加。[76]其中有13位华人是罗马天主教徒，8人是基督教圣公会教徒，2位是新教教徒，4人没有提及他们的宗教信仰。

其次是体育和休闲活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名人录的自我陈述中，一般都介绍自己喜爱的娱乐活动，而每位华人都至少有一种特别喜爱的休闲活动。从牙买加华人移民的来源看，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中国传统的农民一般无暇从事娱乐休闲活动，而移民他国的首要任务是养家糊口。从名人录提及的休闲活动看，出生在中国的华人通常提及的都是那些不需要很多技巧的大众运动，比如游泳、散步以及听音乐。相反，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提及的是一些更加专业的运动，比如网球、跳舞和生物学，以至“所有户外活动”等。这表明，那些急于为牙买加社会接受的华人试图通过参与或表明自己参与各种活动（包括体育休闲活动）来增加自己融入社会的可能性。

在华侨定居的早期历史中，华人对牙买加社会并没有太大兴趣，这部分是由于语言障碍和对当地政治不感兴趣的传统所致。二战后，特别是1950年代，这种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变。牙买加华人变得越来越关注当地社会与他们自己的联系，在商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待遇和平等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1954年4月18日，胡竞先女士通过当地的《格兰勒报》给税务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抱怨在经营中自己所遭到的来自政府官员的不公平待遇，她建议税务部应在商品注册和清账以及程序方面有明确的指示可以遵循。她的意见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华人的狭隘观念，也得到了政府的适当回应。[77]胡女士通过牙买加人的报纸来引起所有牙买加人关心同一问题的能力预示着华人精英不断增长的融合于主流社会的倾向。

早在这件事情之前，当地报纸发表包含对华人社区歧视性描述或诽谤华人社区的文章已经很普遍。即使在早期岁月，华人对那些文章中的种族主义言论就已经很敏感，但是他们并没有加以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华人都不愿意去批评作者，以免引起麻烦，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的英语还没有好到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反驳。此外，中国人一般坚持“和为贵”的信条，认为和平相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恰当的方式。对于一个定居异国他乡的华人社区来说，他们更坚定了这种观点。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华侨公报》在1940年8月的一篇文章称赞了新近所取得一场对反华态势作斗争的胜利。1940年6月，当地一份周报对华人社区进行了丑陋的描绘，描述了金斯敦唐人街外来的和“外国的”气氛，并突出了赌博和吸食鸦片。这篇文章一出现，一位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即刻写信给该报编辑，指出这篇反华文章是在捏造事实，并对此提出抗议。周报的编辑非常重视这一抗议，并在7月27日报纸的头版刊登了道歉信。《华侨公报》的编辑为这一结果感到兴奋异常。“我们相信在这封信之后，周报再也不会如此猛烈和放肆地诽谤华人社区了，他们将会小心谨慎地对待反华言论，再也不会像这次那样放肆了。”这封信的作者还责备老一代华人总是屈服于侮辱。无论遭到多么粗暴的对待，老一代华人都宁愿吞下这份羞辱，从未大胆地进行抗争。即使诉诸法律，华人也从来不敢出庭作证，从而也就自动放弃了他们的权利。这篇文章号召华人不要再屈服于反华歧视，要对此进行坚决反击。[78]

显而易见的是，在牙买加出生的华裔正在逐步汇入牙买加后殖民时代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掌握了语言工具，理解牙买加人的价值观并且已经掌握了处理社会政治事务的能力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拥有为获得公平待遇而斗争的勇气。当地新闻界的评论展示了他们的成功。以前对华人社区抱有偏见的报纸逐渐改变了其报道内容。当几家华人商店在1954年遭到抢劫的时候，当地一家报纸发表文章批评了这种侵袭华人商店的倾向，称赞了华人社区所做的贡献，并表明牙买加社会应该对华人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华人热情回应，将这篇文章翻译出来并发表在《华侨公报》上。[79]

融合是一种双向的过程。除了牙买加人改变他们对于华人社区、组织和机构的态度之外，华人也正在改变他们的会员政策，使其更加具有包容性。1954年12月，华侨零沽商会提出了改变商会名称的问题。其主旨是删掉“华侨”这个词，通过吸纳“西人商店”来使商会得以扩大。据认为这种改变将会带来三个好处：“一，力量增大，地位随之提高；二，对外交涉，更为有效；三，对内组织，可收中西合作之功。”可以看出，华商组织考虑到吸收更多的店主并扩大商会的范围这一点，并认为这也是一种与其他种族集团相互交往的更加便捷的方法，还可以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在一篇题为““华侨零沽商会更换名目”的社论中，作者认为，“名称应以占美加零沽商会Jamaica Retailers Associaion为佳；但应考虑三个问题：会址之所有权，会章之修改；会议时之语言。”[80]很明显，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华人也试图通过采取当地价值观以及与牙买加社会相适应的生活和经营习惯来融入当地社会。

体育、娱乐与教育是另外一些得以融合的领域。从1950年代起，华人社区开始组织自己的华人小姐竞赛，这种竞赛对于老一代来说简直不可想象。这一盛会每年举行一次，它不仅引起了华人社区的关注，而且引起了所有牙买加人的广泛兴趣。此外，华人篮球队与其他地方队也举行了越来越多的友谊赛。为了鼓励高等教育，一位名叫叶俊万的华商于1957年在西印度大学的医学系设立了一项奖学金。这项奖学金为期五年，总额为1500英镑。[81]1960年代对牙买加来说是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因为西印度群岛的未来将通过公民投票来确定。[82]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华人社区开始设法加速融合于当地社会的进程。

就在独立前的1961年末，有四件事情展示华人正在将成为牙买加社会一员的希望转化为行动。第一，英属洪都拉斯于1961年10月遭到“哈蒂飓风”的袭击，这场风暴给洪都拉斯首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导致了数百人的伤亡。刚一听到关于这场灾难的消息之后，中华会馆的主席黄土生带头号召华人进行捐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华人积极投入到捐助活动之中，他们在11月份先后送出四份不同数额的捐款。[83]第二，“为一个更好的牙买加公民委员会”（The Citizens Committee for a Better Jamaica）在12月份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有关庆祝牙买加独立的计划问题。中华会馆与其他80多个组织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同意在庆典游行中组织一辆彩车。[84]第三，作为一项战略性举措，中华会馆号召华人社区进行年终捐款来资助老年贫困者。与以往不同，此次捐款并非仅仅为了资助华人年长者，而是为了资助所有需要帮助的老年牙买加人。会馆还为这次捐款活动建立了一个负责相关事项的委员会。这些行动的目标是明确的：“如果我们想要减少针对华人的歧视性犯罪的话，我们就必须采取一种和平相处的战略，必须与每一个民族都结合在一起，必须与其他人友好相处，必须帮助穷人，必须毫无偏见地平等对待他人……”[85]第四，中华会馆还允许非华裔牙买加人进入华侨公立学校学习，而且其他原来排外的华人社团也开始接纳克里奥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