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建立：自力更生与谋求适应

牙买加知名华人作家李逢生（Eastern Lee）曾经说过，牙买加的华人“受到的外部压力越大，他们就越团结”。[22]这种对外部压力的反应，实际上是所有定居异乡的华人移民的一条规律。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以姓氏、贸易和慈善为基础而组织起来是最明智之举。以血缘关系或出生地为纽带的内聚力减轻了移居他乡的心理压力和实际困难，增加了经济成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自强自立是生存根本，适应环境是应变之道。在牙买加大致有三类组织：服务于全体华人的一般协会，以姓氏和出生地为基础的特殊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贸易组织。

中华会馆（英文名Chinese Benevolence Society）是华人在牙买加建立的唯一一个为全体华人移民服务的组织。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记载，最初有两个中华会馆。一个由陈亚维领导，该会馆因“侨胞不拥护，自行解散”。另一个则是存在至今的中华会馆。[23]这是由陈八、张胜、黄昌等人于1891年所建。该协会拥有约500名会员，入会费为1英镑。会馆的维持与运转是由周期性的捐赠和诸如征收的赌博费等特殊收入支持。从那时起，中华会馆既在华人社区内部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又成为华人社区与当地政府的桥梁。它的基本功能包括组织集体行动保护社区利益；传播来自中国的各种新闻；相互援助；照料年长力弱者；制定相关规章；协调不同集团的利益。中华会馆往往在处理华人社区重大问题时作用显著，如移民上岸问题，商业机会问题或内部冲突等。[24]

从1928年开始，中华会馆发动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直到二战结束，这些活动一直是中华会馆的中心活动。中华会馆号召华人社区进行捐助以帮助受伤的士兵、为中国空军购买飞机。在抗日战争期间，牙买加华人共捐款200554英镑。这些行动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度赞扬。[25]战争结束后，由于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成份的增加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内战及大陆与台湾之间存在的冲突），逐步导致了华人对中国和牙买加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在形成华人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华会馆在其鼎盛期曾有五个下属组织：一所学校，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块墓地和一份报纸。华侨公立学校的前身是由致公堂（英文有时译为Freemasons)于1920年创办，两年之后暂停。1924年3月，这所华人学校在中华会馆里重新开始招生。由于得到称为“新民俱乐部”的华侨戏剧俱乐部的资助，这所学校也被称为新民学校。1927年以后，一个名为“如意堂”的华侨俱乐部每月资助这所学校35英镑。[26]学校的主管均为志愿，每年学费为6英镑，贫困学生则可申请免费。1928年，新民学校被中华会馆接管，中华会馆将其重新定名为“华侨公立学校”，并且将其迁往由中华会馆花费2300英镑购买的校址。1944年，华侨公立学校公布新章程，在章程中表明它属于中华会馆（第一条），并且注明学校“遵循祖国[即中国]教育部的制度”（第三条）。[2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华文学校在牙买加各地出现。[28]随着中国国民党牙买加分支机构的建立，华人社区得以发展与中国政府正式联系的渠道，华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热情也不断增高。[29]截止1944年，参加华侨公立学校的人数已增加到300人之多。1945年，华人社区决定修复和扩展这所学校。为了鼓励捐款，中国驻牙买加领事馆还特意发布一条公告。[30]学校在华人捐资10000英镑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建立。华侨公立学校实行财政公开，每年在《华侨公报》（金斯敦）上公布其年终财政报告。[31]该校在经历了上述这种强调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勃兴之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华人社区就学校如何运转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认识到了华文课程的实用性十分有限，因而建议教学应该进一步本土化，而且要求教学更具英语取向。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化是华人社区唯一确切的象征，抛弃华文教育则意味着社区认同的根本改变。[32]

然而，出生于牙买加的新一代华人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牙买加人，而不是华人。[33]即使他们学习汉语，除了在家里之外，很少有机会与外界交流。1955年，学校的9名教师中只有2人懂汉语；在10名在校生中，只有1人会说汉语。[34]既然这所学校是华人社区的公共财产，其资金也是来自于华人社区，那么在办学政策或课程设置等任何重大改变都必须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学校章程（1944年）清楚表明在教学中“绝对以中国语言文字为主。外国语为副。”（第3条）；“本校所任用之校长须为华人。”（第4条）。然而，这两条均在1952年被打破了。当时，学校决定课程按照当地教育体制来设置，即以英语为主，汉语为副；一位具有硕士学位的西方人（以定）被任命为校长。随后，华侨公立学校经历了新一轮的兴衰。[35]

另一个由中华会馆创办的社团机构是华侨留医所（即华侨医院或住院部门）。华侨医院是在社区领袖陈琼光、李天培、戴丁贵、陈云标、陈昌朋、陈泽生、郑永康、叶俊万、陈禄荣、郑锡荣、刘绍歧、李启桐、丘冠培、黄华勋等人于1921年2月的发起下于1923年5月正式建立的。华人社区最终共捐款4000英镑。为了给当地华人提供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所医院24小时营业。病房免费，但是没有任何常驻的医师，病人不得不负担他们自己医生的费用。[36]由于缺乏捐款，最初这所医院被迫进行时断时续的经营。然而，在1944年，中华会馆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讨论筹措资金的问题，会议决定所有华人批发商、零售商和个人都应该捐助一定数额的资金来支持医院建设。[37]1952年，彭朝章被任命为院长，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想法并取得成功：将医院围墙出售作为广告空间。由于有了广告客户所提供的固定收入，这所医院经营得非常好，从而受到当地政府和公众的高度赞扬。[38]

由中华会馆所经营的还有华侨颐老院，又称老人房，相当于华侨养老院。它是专门为贫穷和年老的华侨建立的。早在1877年，华人社区就购买了两处位于金斯敦的相邻的房屋作为老年华人的居身之所。加上后来又购买的相邻的两所房子以及如意堂所捐助的一所房子，这家养老院就有了五所赡养老人的房屋。华侨颐老院的规章中有一条规定，即任何年满60岁失去工作能力和没有家庭的华人都可以申请生活补助和住在养老院里。[39]在1957年，约有60位老人住在华侨颐老院。他们的赡养费主要来自于华侨面包店、商店和个人的捐助。然而，中华会馆有时被迫采取强制措施来从华人社区获取捐助。[40]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中华会馆决定重建华侨颐老院，1961年秋季，一位名叫罗维松的华人建筑师捐助了1000英镑，从而使这一计划得以实施。[41]

1904年4月，华人社区领袖陈连高和张胜等人在金斯敦的心平·阿西里路（Heart’s Ease Ashley Rd）买了12英亩土地作为当地华人的墓地。这就是中华义山（即华人公墓）的起源。在1907年的可怕地震中，华人商业和家庭遭受巨大损失。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英国殖民政府同意赔偿华人社区500英镑作为损失补偿。社区将这笔款项用来在心平·阿西里路修建正式的华人公墓。1927年，六位华人领袖（陈瑶光、谢祯华、何学蓉、吴挹光、陈达生、黄华勋号召华人社区捐助以修葺公墓。这项工作进行了大约两年，一共收到了980英镑的捐助。[42]第二次修葺则是在30年之后，当时中华会馆在《中山报》刊登了一整页要求捐助。[43]中华会馆一共接收了4820英镑的捐款，其中3000英镑用于工程建设，1957年4月7日举行了公墓的揭幕仪式。1957年9月9日，1436名华人埋葬于此公墓。

牙买加华人社区发行的第一份报纸是《中华商报》，也就是《华侨公报》的前身，它由郑永康于1930年10月18日创立。1931年，郑永康将它出售给李谭仁和郑维玉。中华会馆于1935年接收了这份报纸，并将其改名为《华侨公报》。从此以后，《华侨公报》成为中华会馆甚至整个华人社区的主要代言人。作为信息传播的手段和讨论有关华人问题的平台，这份报纸在社区的生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6年10月报纸停止发行，但在1975年重新开始。在本文涉及的时期，还有另外三份华文报纸。《民治周刊》是中国洪门民治党（即原致公堂）驻牙买加支部所办，宗旨是发扬党务与启发民智。最初出版的日期不详，但它也是在1956年停止发行。《中山报》是在1953年12月1日作为中国国民党牙买加支部的官方报纸而正式发行的。因为它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所以其政治倾向多富争议，往往引起华人社区内部的冲突。[44]第三份报纸为《高塔》（Pagoda），是唯一一份由华人创办的英语周报。它是由郑丁才（英文名为Charles T. Chang)于1940年3月16日创办。郑丁才才华横溢，极富组织才能，也曾创办华人俱乐部。由于这份周报刊登的是有关华人社区的报道和在牙买加生活的新闻，因此成为华人融入牙买加社会的产物和媒介。[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