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骆云飞 摄

　　中新网3月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日刊发该国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称，中国在设计供给侧改革计划时，要从企业家角度来做考虑。政府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而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制度化的政商关系”。

　　文章说，在任何社会，企业家都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以“市场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方案，在中国经济活动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尽管这并不表明政府会完全退出经济活动(主要指国有企业部门的活动)，但表明要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把更多的经济活动让渡给企业。政府成为经济活动的监管主体，而企业家则是直接主体。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提供有利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环境，为企业家提供动机和动力去专注于经济活动，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

　　文章认为，在设计供给侧改革计划的时候，关键是要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考虑，具体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第一，企业家和家人的人身安全，因为安全是任何人最基本的需求。不管什么情况，如果企业家感到其个人和家人人身安全都成了问题，企业如何发展，对其就毫无意义了。

　　第二，与之相关的是财产安全。企业家是资本的主人，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多数企业家的本质。大部分企业家对环境极其敏感，一旦觉得不安全就需要寻找新的安全地方。

　　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二、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中国已经修改了宪法，宪法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和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物权法》更是为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

　　第三，市场机制。企业家依靠市场而运作，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即使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二是行政干预。

　　资料图：2015年9月10日，刘长乐（左二）、陈峰（右二）、项兵（左一）等嘉宾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参加题为“中国企业家的国际崛起”分论坛。该年9月9日至11日，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 中新社发 富田 摄

　　第四，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为政府必须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制度化。一旦政府官员流动，这种关系也就会中断；再者，一旦企业家二代接班，这种个性化了的关系也往往难以为继，甚至会变得恶化。一些企业家无奈，只能一方面对建立这种关系“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则厌恶这种关系，把小孩送到国外，不想把这种恶劣的关系传递下去。

　　第五，金融的平等。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要发展中小企业，除了上述金融服务，还需要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这些方面政府责无旁贷。

　　第七，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的经济活动的扩大表明税基的扩大。同时，合理的税赋水平为企业家提供不逃税、不做假的动机。

　　第八，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和过重的税赋一样，过重的社会负担也促使大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追责甚至“清算”。

　　文章最后表示，政府决策时需要考虑各个社会群体的需求，要在各种需求中间保持平衡。不过，经济还是社会政治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政府的供给要倾向于企业家。企业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零和游戏”，也可以是“双赢游戏”，政府的政策供给是关键。政府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实现平衡，倾向了任何一方，就会出现的“零和游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