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14日发表署名文文撰写的题为《日本央行“负利率”政策能否奏效？》的文章。文章说，2016年日本政经大事变化不少，1月末日本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甘利明，因爆出受贿丑闻突然辞职。正当市场还来不及对这位内阁经济班底灵魂人物的离去，做出冷静判断时，日本央行就在第二天即将结束的货币政策会议上，以5比4的投票比例，表决通过了自2月16日起，日本央行将对各金融机构存放在该行中的准备金超额部分，实施-0.1%的“负利率”的决定。乍听“负利率”一词不明真相的百姓还真是吓了一跳，以为自己银行里的存款到2月份就要被倒贴利息了。于是乎，专家们忙出来解释说，这一政策只针对商业银行，与普通百姓的存款无关云云。与前两次实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推高股市，带动日元贬值的目的不同，据说日本央行此次首次试手“负利率”政策，意在倒逼民间商业银行向企业放款(融资）。

　　在日本，很多人都说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喜欢搞“突然袭击”，就在一周前的国会咨询答辩中，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央行没有具体考虑“负利率”的计划。很显然，市场在疏于戒备的情况下，猝不及防地被黑田此招又吓了一跳。这一天日经指数大幅震荡，股价从开市到交易结束，上下区间涨跌将近900点。股价如此翻腾，据说原因在于投资者们无从把握，日本央行此次政策推出的预期效果。与专家们对其政策副作用流露出的某些担忧不同，日本政府的表态相当积极。为此市场似乎更愿意将赌注压在央行下一次的“惊喜”上，从当天日经指数高出前一天476.85（＋2.80%）点，最终报收17518.30点上看，可以感受到市场对日本央行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出台新政策的期许。

　　据此间媒体及专家们称，此次日本央行推出“负利率”政策的背景，涉及近年油价下跌及中国经济减速等因素对日本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元旦过后的市场交易，日经指数一直下滑不止，年前曾接近20000点的市值，一度几近跌破16000点。先前疲软的日元不断加速升值，其升幅已经超出了多数出口企业1美元兑118日元汇率的预期，使之忧心忡忡。如果不能及时阻止市场继续下滑的趋势，央行此前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给市场带来的乐观情绪将会逆转。近3年来，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确实推高了股价活跃了市场，然而关键的实体经济部门至今表现乏力不能同步跟进。一个没有实体经济复苏的经济不是真正的经济复苏，这一政府与央行的共识，反映了日本央行当下出台“负利率”政策的急迫心情。在一年一度的劳资谈判——“春斗”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日本政府似乎进一步加深了对劳资双方，就今年调整企业员工工资，所持谨慎态度的担忧。因为这种谨慎态度，将对日本社会正在逐渐形成的涨薪潮氛围极为不利。企业能否更多地压缩内部保留让利于企业员工，将会对整个消费形势及物价指数的上升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要想使企业做出让利，其条件也许只能是持续不断的经济回稳。而黑田总裁再次宣布延期完成2%的“通胀目标”之举（这已是到目前为止第三次延长目标达成期了），实际上就已经向世人表明了，日本央行对消费指数预期受挫的压力程度。

　　提到“通胀”一词，在政府、金融界与日本普通百姓之间，有着不尽相同的认知。对此概念的理解，两者之间存在误区。政府、金融界所说的“通胀”（“通胀目标”），是通过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为复苏经济而创造出一个易于商品价格上涨的环境，当它与工资上涨同步时，将推动形成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机制。因此此处的“通胀”是含有积极意义的“通胀”。即“通胀目标”是刺激经济向好的一种手段。而老百姓所理解的所谓“通胀”多含消极意义。既然是“通胀”，自然就是自己手中货币贬值的意思，这固然没错也是事实，因为目前日本老百姓在现实中看到的只是物价在涨，手里的钱在发毛，而安倍政权敦促企业给员工涨薪的愿景（虽然有点与自由主义原则不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为多数人的现实。岂止如此，在政府调整消费税之后，民众除了要承受国内基本消费品价格高涨的压力外，还要负担因日元贬值而加重的进口商品的成本。与2年前相比物价上涨比例，超过5、6%的商品比比皆是。少数大企业2%左右的加薪，也早已被高涨的物价所抵消，而占日本整体产业界比例绝对多数的中小企业，没有给员工加薪的不占少数，那么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实际工资就是在下降。如果这种的状况不能得到改善，日本政府为之奋斗的“通胀目标”也许将会被可怕的“滞胀”所代替。日本央行选择在此时出台“负利率”政策，虽然有减缓因财经经济政策大臣辞职所带来的冲击，起到托市的作用外，看来如何促使民间银行“配合”央行“工作”，如何敦促企业“配合”政府“工作”，避免“滞胀”的趋势进一步蔓延也许才是关键。

　　问题是日本央行靠这种半“强制性”的手段，施压商业银行进行放款的做法究竟能否奏效？一些专家在态度上似乎有所保留。理由是“负利率”政策中潜在的副作用可能使企业难以承受。商业银行会不会按照央行部署的那样乖乖地向企业放款，而企业是否会如想象中的那样，从容地接受银行的融资？似乎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此也许需要对此前日本央行实施的2次“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的企业融资状况有所了解，以便与之进行比较。日本央行在实施了2次“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市场确实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变化，然而据相关报道称，政府与央行所期待的民间银行对企业的融资的情况，实际上并不理想，一种说法是商业银行难以找到合适的项目投资（融资）对象，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手中没有足够大的需要贷款的客户。于是乎这些融不出去的由央行“量化”出来的大量资金，除了部分被运作于有价证券外，多数就作为存款又被“投”回了央行。就这样“量化政策”变成了商业银行吃利息的工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次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也许实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对“负利率”政策持保留意见的专家，所担心的副作用到底是什么呢？用他们的说法就是“成本转嫁”。专家们指出，2月16日起开始实施的“负利率”，事实上可以被看成是金融机构付给央行存款的“手续费”。商业银行在收益减少的情况下，一是不愿更多地承担风险，致使减少融资的可能性会增加。另一方面这笔已成为商业银行成本的“手续费”，在银行向企业贷款时，可能会被银行再度提高利息率后加到客户头上，以抵消“负利率”所带来的成本亏损。而对于需要融资的企业来说将是沉重的成本负担。

　　无论是“量化宽松”，还是“负利率”政策，日本央行一直配合政府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思路部署着金融战略。而仅仅活跃市场（股市）不能完全唤起企业的投资，是复苏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点。银行为什么不愿融资，企业为什么不愿扩大投资。说白了就是因为日本的消费市场缺少盈利机制，企业家失去了最重要的投资动力。既然没有利润企业家为什么要投资？银行为什么又要承担风险？头疼的是这是日本结构性的问题，仅靠央行的几个金融政策很难扭转局面。那么问题的切入点在哪里呢？这也许又要用到一个似乎听厌了的词，就是“结构改革”。这个词在日本并不陌生，因为它曾经充斥于整个小泉内阁时代。当时强调的结构改革是行政机构改革。而现在的日本也许需要进行的是产业性结构改革。重新调整产业思路，为尖端新技术的开发创造客观环境，从而激发投资热点。然而这需要放弃、淘汰许多旧有的利益链和技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