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邵岭

　　因为重译泰戈尔名著《飞鸟集》，作家冯唐最近成为众矢之的。在文艺青年云集的豆瓣网上，该译本得分仅为4.1分。

　　事实上，对文学名著进行重译的现象并不鲜见，仅《飞鸟集》一书，就有郑振铎、陆晋德、吴岩、徐翰林、白开元、卓如真等多个中文译本。但此番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冯唐重译本引发如此大的质疑，很大程度上缘自他对于原著精神的大幅度偏离。尽管他本人表示，和已经被视为经典的郑振铎的译本相比，自己的翻译更加具有诗的韵味，但很多读者则吐槽说在他的译笔下，“泰戈尔变成了郭敬明”。

　　而在学界看来，译文的好坏从来见仁见智，此番冯唐重译《飞鸟集》引发的质疑，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来供人们重新讨论：翻译究竟是为了什么？

　　经典是否需要重译，译作的语言是否会老化

　　先来比较一下冯唐译本和郑振铎译本的不同。

　　冯唐译：“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郑振铎译：“世界对着他的爱人/把他浩瀚的面具揭下了/他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冯唐译：“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郑振铎译：“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冯唐译：“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郑振铎译：“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他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以新的生命”。

　　“就好像当代人穿上牛仔裤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冯唐大概希望用今天的语言在泰戈尔和‘00后’读者之间搭一座桥梁。”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的态度比较宽容。他对记者表示，语言老化是翻译领域存在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已经成为国际翻译界的共识：原著永葆青春，但译作的语言过20年就会更新换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译法。“我们的上一代读林纾如痴如醉，我们自己则沉迷于傅雷的译作。但是下一代人呢？这也就是为什么针对同一部作品，不断有新的译作推出。”这一观点，与冯唐自己的说法不谋而合：“我坚信民国时代的中文还在转型期，我现在有能力把中文用得更好。”

　　以世俗化代替诗意，是对泰戈尔的偏离

　　然而，同样是在豆瓣网上，郑振铎先后于1922年和1956年翻译完成的中文版《飞鸟集》，得分却高达9.1分。这似乎不能用“翻译语言会过时”来解释。在不少学者看来，冯唐版《飞鸟集》引发读者不满，更重要的原因不在语言本身，而是他顶着翻译的名义却挑战了翻译的伦理。

　　“任何翻译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就是不能超过原文本所提供的材料和空间。这就是翻译的伦理。时代再变化，译者都应该遵从这一点。”法国文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袁筱一这样对记者说。在她看来，冯唐恰恰没有遵从这一点：“泰戈尔的潜文本里不会埋藏着冯唐笔下的这些意味。”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也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陆建德坦言自己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非常喜欢泰戈尔，“他的文字并不难，关键是其中的诗意。他追求诗意，哪怕是写光脚走在田埂上，也是用诗意的方式来呈现。如果把泰戈尔的文字翻译出了世俗化的意味，那一定是偏了。”

　　打上冯唐印记，《飞鸟集》还会不会是青少年所爱

　　有网友这样评价：郑振铎是想努力带领读者去体会泰戈尔的意境，冯唐是想努力带读者去体会自己的味道。在不少学者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是翻译与创作的不同。袁筱一更愿意把冯唐笔下的中文版《飞鸟集》看作是他本人创作的一部分，是他与泰戈尔对话的一种方式。“很多作家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和同行对话的权利。也许冯唐也认为自己被赋予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和泰戈尔对话的权利。”

　　翻译究竟能不能异化成文本的创作？关于这样的问题，似乎至今难有统一的答案。也正因为如此，翻译界从来不缺乏借翻译来实现译者本人意图的例子，比如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词。谢天振这样评价：“庞德并不是不理解这些古诗的意味，但是他故意扭曲，是要凸显自己意象派的诗学主张。”

　　然而具体到泰戈尔的作品，我们也许有理由担心，打上了鲜明冯唐印记的《飞鸟集》，还能像从前那样，在青少年心中播种下诗意的种子吗？陆建德认为：“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追求纯洁、高尚、超然和优美。正因为泰戈尔是特别不俗的，才会在青少年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